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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中國改革論壇 
    【內容提要】20世紀以來世界農業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業化、資本化、規模化、專業化、區域化、工廠化、知識化、社會化、國際化交織在一起，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農產品商品率和國際市場競爭力。歷史經驗表明，農業現代化**實質、**核心的內容是化“農”，就是農民比重大幅減少，農業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過程，農業資本參與利潤率平均化規律與國家支持保護農業政策是并行不悖的。當前我國亟待解決的兩大實踐難題是，如何實現小農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銜接，如何培育和發展農業資本的生成機制，歸結起來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錢從哪里來”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資本農業和外向型經濟。 
    【關鍵詞】現代農業；小農制；資本農業；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國家保護農業政策  
    一般認為，世界范圍的農業現代化進程是從20世紀初隨著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全面啟動的。尤其是在二戰結束后的大半個世紀，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世界農業在既有現代化成就的基礎上又獲得了新的更大的發展，農業產業體系已成為高新技術的生長點、資本和知識的匯聚點、城鄉居民生活福利水平提高的貢獻點。總的看，當代世界農業發展的基本趨勢和特征是高度的商業化、資本化、規模化、專業化、區域化、工廠化、知識化、社會化、國際化交織在一起，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農產品商品率和國際市場競爭力。但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1]（p934）。迄今為止，在我國13多億人口中仍有9.49億農民和2.5億個小農戶分散居住在380萬個自然村，其中包括63%的農業人口、60%的勞動年齡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兒人口。這種小農村社制度天然地是一種**保守、**落后的東西，是一種非市場的東西，難以擺脫其分散經營小塊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術、組織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能力弱而與其他產業關聯度低、商品率低、勞動生產率低、比較收益低等等特征，它勢必排斥資本、技術、知識、人才、管理等新型生產要素向農業生產領域的轉移，成為制約現代農業發展的**大障礙。因此，當前擺在我國的兩大實踐難題是，如何實現小農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銜接，如何培育農業資本的生成機制，歸結起來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錢從哪里來”的問題。本文重點探討20世紀以來世界農業發展中幾個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以期對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啟示。 




一、農業現代化的實質和核心是化“農”，就是農民比重大幅減少、農業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歷史演進過程。 




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以前，世界各國和各個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低投入——低產出”的維生型小農經濟，這既是一種古老的歷史現象，也是一種廣泛的國際現象。馬克思指出：“這種小農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即人口的**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和再生產的發展，無論是再生產的物質條件還是精神條件的多樣化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條件”[2]（p916）。所以，“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制沒落。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用于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分離。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日趨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2]（p910）。但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后，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為標志的機器大生產逐漸占領了城市各個工業部門，資本也開始向農業生產領域滲透和擴張，打破了“資本主義前生產方式的規律，是生產過程在原有規模上、原有基礎上的重復。相反地，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是生產方式的經常改造和生產規模的無限擴大。……資本主義企業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場、地區和國家的界限”[3]（p187），從而“使農業合理化第一次有可能按社會化方式經營，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2]（p697）。恩格斯晚年在談到歐洲農業發展時曾指出：“1680年，小農業還是一種常見的生產方式，而大地產只是個別的，盡管不斷增加，但總還是個別的。今天，大規模使用機器耕種土地已成了一種常規，而且日益成了惟一可行的農業生產方式”[4]（p305）。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割斷了農業小生產的命脈；這種小生產正在無法挽救地走向滅亡和衰落。……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車壓碎一樣是毫無問題的”[5]（p485）。總之，“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史的枷鎖、也擺脫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并且被一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革命”[6]（p149）。 




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資本作為發動整個社會再生產“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的作用日益凸顯，“它作為發達生產要素成為推動社會形式發展的條件和發展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主動輪”[7]（p173）。隨著農業資本化、企業化經營方式的發展，“使目前自己耕種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農的農業勞動變為多余”[2](p584)，純粹農業勞動者的人數越來越少，大批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工業人口，促使農業生產技術、組織形式、勞動力結構、產業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等發生一系列的深刻變化，**終形成了現代大農業替代傳統小農業的一場農業生產力革命。比如從1900年到2005年的百余年間，美國從事初級農業生產勞動力已由1200萬人減少到不足200萬人，所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也由35%下降到0.7%。歐洲主要國家純粹務農人口的比重大約在2%左右，其中英國農民僅剩下45萬人，法國為70萬人，前聯邦德國為60萬人，意大利為74萬人，荷蘭為12萬人，奧地利為11萬人，瑞典為7.5萬人，丹麥為6.8萬人。目前，美國農業產值所占GDP的比重僅為1％，加拿大為3％，瑞典為3％，丹麥為5％，前聯邦德國為2％，法國為4％，荷蘭為4％，奧地利為4％，英國為1.6％，意大利為5％。二戰結束后的日本農戶總數從1963年的由575萬個減少到2000年的312萬個，農業從業者的比重也由76.6%下降到2.2%，農業產值所占GDP的比重僅為3％。從1913年到1987年，美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8倍，西歐和日本等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7倍以上，而同期的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僅提高了2.25倍，足見這兩大農業生產系統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8]。 




就世界范圍而言，全球總人口由1946年的接近23億人增加到1985年的48億人，人口凈增加了1.1倍，而同期的世界糧食總產量卻由5.33億噸猛增至18.41億噸，增長了2.45倍，平均每年遞增3.2％，農產品產量的增長速度遠遠超出人口的增長速度，因而世界人均占有糧食由234公斤/人增加到380公斤/人，凈增加了146公斤/人。根據中外農業科技史專家的研究結論，人類在漁獵、采集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只能養活2人；進入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可以養活50人；進入連續種植的農業文明階段，每500公頃土地可以養活1000人；而在資本技術集約型經營的現代農業階段，每500公頃土地供養的人口猛增至5000人[9]（p3）。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荷蘭人選擇將有限的土地資源用于發展高附加值的畜牧業和園藝業，發展以溫室技術工程為代表的現代設施農業，園藝作物基本擺脫了自然條件的約束，使1公頃溫室的生產水平超過100公頃大田作物種植的產出規模，目前荷蘭一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生產的農產品可以供養112人。這樣的生產增長速度在世界農業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馬克思曾經指出：“現代科學在農業的運用，將把農村居民從土地上趕走，使人口集中于工業城鎮”[10]（p662），“這種大規模的集中，250萬人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11]（p303），“將把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12]（p240），“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13]（p57）。總之，世界農業現代化是與工業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其實質和核心是化“農”，就是農民比重大幅減少、農業比重大幅下降、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的歷史演進過程。 


二、世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資本參與利潤平均化的規律與國家支持保護農業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考察英、法、德、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農業發展時發現，在工業化革命早期，農村勞動力和農業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工業部門，勢必會伴隨著小塊土地所有者被剝奪、小農戶被驅逐的暴力史和大批農民走向貧困破產狀態的血淚史；但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平均利潤率的降低和由它調節的生產價格在城市商業和工業的范圍內形成，促使資本流入農村，這樣就造成了資本對農業勞動的新的需求，從而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報酬。那時資本就可以說是遍布全國，并在農業中找到用途，于是原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農村積累起來的城市資本又部分地回到了農村”[14]（p261）。這意味著資本的自由競爭和資本在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與同等水平的社會平均利潤等條件在農業的資本化、企業化經營之時都已經完全成熟，資本在利潤率平均化規律作用下，促使農業利潤和工業利潤接近起來，使農業工人工資和工業工人工資接近起來，**終將使工商業同農業相互配合、攜手并進，并形成一種城市工業反哺農業的良性循環局面。因此，馬克思在闡述地租理論時指出：“我們假定，農業和工業完全一樣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也就是說，農業是由資本家經營；這種資本家和其他資本家的區別，首先只在于他們的資本和這種資本推動的雇傭勞動所投入的部門不同。……因此它的下列條件，如資本的自由竟爭、資本由一個生產部門轉入另一個生產部門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潤等等，都已經十分成熟”[2]（p693）。這樣，“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一般規律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趨勢，各個生產部門的利潤率與平均利潤率的偏離會相互抵消。但它始終只是以一種極其錯綜復雜的和近似的方式，作為從不斷波動中得出的、永遠也不能確定的平均情況來發生作用”[2]（p181）。也就是說，馬克思關于價值轉型和利潤率平均化的一般規律，是建立在“假定“在農業中正像在加工工業中那樣，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是在減少，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是在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因而從長期發展趨勢看“資本會普遍實現一個一般利潤”，即“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利潤率具有平均化的傾向”。然而在現實經濟發展中，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一般低于工業的資本有機構，而農業的特殊性（如自然生命、季節性強、農產品流通和國際貿易競爭、生產組織特性等）又約束其效率改進的速度，再加上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的壟斷也阻礙著資本參與利潤率平均化的過程，因此“資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價格高于或低于生產費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這個余額使用于資本得到比普通利潤更高的利潤，那么資本將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則將被從土地上抽走”[15]（p104）。總之，追逐私人利潤是資本所有者決定把資本投入農業還是投入工業或是商業的惟一動機，而“工業的收益總是比農業多，商業的收益又比工業多”[16]（p693），這樣就使農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日益成為資本主義農業生產過程中寄生的和多余的階級。因此在進入近代社會以后，隨著工業化在城市和工業部門率先展開，出現了農業落后于工業和農村落后于城市的新趨勢，“這個歷史現象就是工業（真正資產階級的生產部門）比農業發展快。農業生產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業生產率提高的程度。在工業生產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農業生產率或許提高到2倍”[14]（p7）。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即“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也趕不上制造業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17]（p7）。可見，在資本主義制度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很明顯，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罷了。剝削者是同一個：資本。單個的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單個的農民；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農民的所有權是資本迄今為止用來支配農民的一種符咒；是資本用來唆使農民反對工業無產階級的一個借口。只有資本的瓦解，才能使農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府，才能結束他們經濟上的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低落。只有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把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消滅城鄉差別”[18]（p214）。所以，在資本主義經濟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的中間階段，工農業關系的調整要經歷“結合→分離→結合”這樣三個階段，同樣的城鄉關系也將經歷“結合→分離”和“對立→融合”或“城鄉一體化”這樣三個階段。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19]（p11）。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農業合作制生產是較為理想的農民自由聯合體的主要形式，而“實行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并**終完全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是19世紀偉大的經濟運動所追求的人道目標”[6]（p129-130）。同時，他們也注意到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縮小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方面應當并且完全能夠比資產階級做得更多更好。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要想有任何勝利的可能性，就應當善于變通地直接為農民做很多事情”[6]（p287），“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20]（p362），“鐵路的敷設也可以很容易地用來為農業服務”[21]（p247）。恩格斯晚年也提出：“無產階級政黨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農業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維護農業資本家的利益。同樣明顯的是，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的一些社會資金，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看來好像只是白花錢，然而這卻是一項極好的投資，因為這種物質犧牲可能使花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9/10。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5]（p501）。

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世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農業資本參與利潤平均化的一般規律與國家支持保護農業的政策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是在農業資本參與利潤平均化的一般規律作用下，西方發達國家的農場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不僅改變了農業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源結構和配置方式，極大地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以農業為軸心派生出很多相關聯的產業，形成了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一體化經營產業體系，進一步拓寬了農民就業增收的渠道。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通過農業保護法案，逐步縮小農業勞動者與工業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別，形成了“城市工業反哺農業、國家財政反哺農民”的農業保護政策。比如，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間，美國農場平均規模由191英畝增加到435英畝，擴大了127.7%，其中500英畝以上的大農場增幅為43.3%。1900年，美國平均每個農場物質技術裝備水平只有2.58美元（新英格蘭）和3.88美元（大西洋岸中部），而到2002年已增加至53.8 萬美元（建筑與土地市場價值）和6.66萬美元（機械與設備市場價值）。1940年，美國開辦一個農場平均需要6200美元，而到1972年則猛增至10萬美元。據統計，1950年代初，美國平均每個農場主債務總額為2205美元，1983年猛增至9萬美元，大約占農場資產總額的20.6％，有的農場主欠債高達幾百萬美元，每年僅支付利息就需要幾十萬美元，所以有人把美國農業稱作是“債務農業”。正如列寧在20世紀初所指出的：“誰掌握著銀行，誰就直接掌握著美國1/3的農場，并且間接統治著所有農場。按照一個總的計劃，把占全部生產總額一半以上的百萬農場的生產組織起來，這在現代各種各樣的聯合以及交通運輸技術廣泛發展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22](p236)。因此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美國政府在許多方面支持和保護農業，主要包括固定農產品價格、補貼性市場價格、出口補貼、限制競爭性進口、加強對種植和市場銷售的管制、優惠貸款、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和科學研究投入等等。這樣，“在1960年，美國農場家庭平均收入為4054美元，全國家庭平均收入為6237美元，前者相當于后者的65%；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農場家庭收入高于全國家庭收入的年份。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美國農場家庭收入已經持續超過全國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到2002年，美國農場家庭收入已達到65757美元，而全國家庭收入僅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23]。2005年，美國農場的凈收入為832億美元，其中政府補貼高達227億美元，補貼主要流向大中農場。2006年，美國農產品出口額達到770億美元，其中小麥出口占世界市場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為當今**大的農產品出口國。據美國農業部經濟學家測算，農業出口中每賺一美元利潤至少可以為其他經濟部門再帶來1.32美元的利潤，每出口10億美元就可以創造17萬個就業機會。目前，美國的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只有0.7%，而食品和農牧業部門二項的增加值合計超過國內生產總值9%，純農牧業生產領域的就業人數僅占全國的l%，但食品、服裝、紡織等部門就業人員的比重卻占到了15%，尤其是美國零售行業就業人員的54%都從事食品銷售。荷蘭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84畝，屬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少的國家之列。但在20世紀末，荷蘭農產品凈出口總額超過美國而高居世界第一位，此外還擁有多項世界第一，比如農業勞動力人均創匯率**高（1997年為14.06萬美元/人），土地產出率世界第一（1991年為2468美元/公頃），單位土地面積創匯率**高（農用地出口額平均為1.86美元/平方米），農產品凈出口額增速**快（1961～1999年增加45倍），農業基礎設施世界**流（玻璃溫室面積占世界1/4）。荷蘭農業勞動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農產品卻占到了世界市場份額的9%。目前，荷蘭每個農戶年均收入在4萬歐元以上，其中從事園藝業收入超過40%以上，農場以外的經濟收入占到35%以上[24](p1-3)。在**近的100年來，丹麥大約有1/3的農民放棄自己在當地已有的社會關系而移民到經濟發達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尋求生存機會，有1/3的農民選擇了到相對較小的城市打工謀生，有1/3的農民選擇繼續留在農村，從農作物種植轉向畜牧養殖，目前為數不多的農業人口全部納入到由全國農民聯合會（約有64000名會員）、家庭農場主聯合會（約有17000名會員）和企業聯合會共同構成的32個大型合作企業之中。因此，從1994年到2004年，丹麥農業抵押貸款債務比例由74.2%提高到76.1%，農業科技開發經費的90%以上都由政府提供，全國約有4300多名農業專業技術顧問為農民提供咨詢服務，此外政府對發展有機農業按產值20% ～70%的標準補貼。目前，丹麥每個家庭農場平均起來算只有1.5個經營者，但其生產的農產品卻占到了世界食品市場總量的3.1%，足以養活相當于3個丹麥人口的食物需求。全日制農民種植谷物者平均年純收入為179000克朗，從事養牛和乳品生產者平均年純收入為209000克朗，養豬農戶平均年純收入為497000億克朗[25]。目前，歐盟向各成員國每年提供農業補貼大約為440億歐元，占到了全部財政總預算支出的40％以上，這還不包括各成員國向本國農民提供的農業補貼。日本財政補貼農民的比例大約是農業產值本身的2倍，瑞士則高達4倍。可見，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農業主要是靠工業化和政府高額的財政補貼澆灌培育出來的一朵美麗奇葩。 

三、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必須順應當今世界農業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

在20世紀的一個相當長時期里，約占世界總人口1/3以上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一直生活在前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偏重于強調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而忽視農業，偏重于強調農業對工業的貢獻（勞動、資金、外匯、糧食和市場）而忽視工農、城鄉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和均衡發展。因此，前蘇聯經過70年、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經過三四十年的工業化建設并沒有從根本上改造傳統農業，相反卻經歷了農民被剝奪、農業發展緩慢、農村貧困落后這樣一段歷史。目前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現代農業既面臨著“人口多、耕地少”的資源性約束，又面臨著工農、城鄉發展失衡的二元結構和體制性制約。特別是經過了30年的農村改革，我國戶均擁有0.5公頃耕地的超小型家庭經營格局基本沒有得到改變，農村資金外流、國家金融支持農業明顯不足的局面也沒有得到根本改觀，這樣就造成了發展現代農業與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發展現代農業投入大與農業比較效益低之間的矛盾。這是制約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兩大根本原因。目前，我國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全年生產谷物為804公斤/勞，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07公斤/勞，更無法同美國平均水平95739公斤/勞相比。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只占國內制造業的1/8和服務業的1/4，一個農村勞動力每年創造的價值大約為536美元/人，而美國一個農業工人每年創造的價值為68540美元/人，相當于中國的128倍。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為48%，科研成果轉化率只有30%，分別比發達國家低30～40個百分點。2004 年，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產品產值之比按小口徑（包括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制品業、木材加工、竹木藤棕草制品業、造紙業等）計算為 0.72∶1，而發達國家一般是3:1～4:1，其中美國初級農產品加工增值在5倍以上。2005年，我國每千公頃耕地化肥施用量高達366.5噸，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別是日本、美國、法國的1.6倍、3.6倍和6倍。2006年末，我國農業貸款余額為1.32萬億元，僅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5.86%。我國農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從1980年代初的 30%以上降到2006年的11.8%，而把2.1億個農民工計算在內的城市化率只有 43.9%，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 56.1%，農業勞動力仍占勞動就業人口的40%以上，城鎮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農業現代化進程又明顯滯后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從1985年到200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86∶1擴大到了3.28∶1。預計到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以12%左右的實際速度(扣除價格因素)增長，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以6%的實際速度增長，這與農業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越來越低的趨勢是相一致的，是當今世界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走向。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和商品率為途徑，以現代科技和裝備為支撐，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的綜合作用下，建成農工貿緊密銜接、產加銷融為一體、多元化的產業形態和多功能的產業體系。要立足于我國農業生產條件比較落后、基礎設施薄弱的現實，著力提高農業物質裝備水平；立足于我國農業科技不發達、農民科技文化素質較低的情況，著力推進農業科技進步；立足于我國農戶眾多、經營規模小的特點，著力推動農業經營方式轉變；立足于我國農業結構尚不合理，生產、加工、流通有所脫節的情況，著力構筑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立足于我國農業市場體系還不健全、流通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實際，著力完善農業市場機制；立足于我國地域遼闊、農業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的狀況，著力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立足于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著力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立足于我國農業生態較為脆弱、環境污染問題突出的形勢，著力加強農業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立足于我國農業支持保護水平較低的情況，著力構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符合國際慣例的支持保護體系；立足于我國農業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情況，著力健全農業法律保障體系，促進農業又好又快發展。當前我國發展現代農業**需要解決的一個實質性問題就是減少農民人口，減少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2006年末，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53100萬人，其中農業從業人員為34874萬人，農村富余勞動力在1.5億人左右。大量的農村人口沉積在農業領域，使我國的土地產生率已經不低、主要農產品單產水平也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但農業勞動生產率卻遠遠低于發達國家。過去我們總是拿日本、韓國的例子來證明家庭自耕小農制的有效性和小農經濟的生命力，但目前日本農民人均土地經營規模是我國的7倍，韓國是我國的4倍。事實上，我國人地比率早在清代中葉以后就已經低于“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的維生型小農經濟臨界點。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多世紀，由于長期實行“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地權分散化”和“耕地細碎化”的趨勢更加凸顯，結果導致幾億農民在高強度勞動投入和“過密化”種植模式下出現了土地報酬遞減、甚至為零或為負數的現象。目前我國有14個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畝，其中有660多個縣人均耕地不足半畝，已經低于聯合國確定的土地對人口承載力0.8畝/人的警戒線。因此，從根本上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小農業與大農業、低收入與高投入的矛盾，必須使農村土地生產要素逐步市場化和資本化，擴展農業產業鏈，讓農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和工業化、城市化的“紅利”，并分享初級產品進入第二、三產業后的增值利潤。同時，要立足于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通過擴大農產品市場貿易來緩解主要農產品供求關系存在的較大缺口。2006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630.2億美元，其中凈進口糧食2681萬噸，約占國內消費量的5.4%。通過國外農產品凈進口等于擴大農作物播種面積2445.6萬公頃（折合3.7億畝），占到國內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15.6%。若按每畝耕地用水量300立方米計算，相當于節約國內農業用水840億立方米。這意味著中國已由過去的農產品凈出口國變為農產品需求存在缺口的國家，而在現行食品消費模式下解決13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至少需要耕地21億畝，這其中13%的耕地資源要靠國外提供[26]。總的看，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仍將取決于如何消解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地關系，而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發揮市場機制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大力發展資本農業和外向型經濟。正像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先生**近提出：“中國農業今天正處于大規模非農就業、人口自然增長減慢和農業生產結構轉型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之中。面對這樣的歷史性契機，政府若能適當投資于農業和扶持農業，通過國家法律規定和市場機制來促進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包括定期的轉租和帶有回贖權的出典，借以擴大適度規模農場比例，農業當前的隱性失業問題應該可以在近10年間改善，而農業的低收入問題也應該可以在今后25年間緩解”[27]。 
 

發表于 @ 2008年07月18日 09:05:00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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