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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背景
在圍繞“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辯論中,有一個根本性問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方向到底對不對?中國應不應當有大量的國有企業,有大量的國有經濟?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認為,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超出一個人積累限度的任何地方,公有企業的經營效率都可以不低于私營企業。這意味著,在市場經濟中也可以經營好規模較大的公有制企業,有足夠的可能性使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占一個很大的比重。中國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國有經濟,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引導技術進步,需要有許多規模巨大的大企業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為,由于中國千年以來積存的文化特征,中國的私營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束縛,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使中國的私營部門難以有效地學習和開發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因而技術進步和大企業的發展必須借助國有經濟。中國需要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而且需要的是那種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和內部紀律的國有企業。本報記者就為什么有必要保存和經營大量國有企業等問題采訪了左大培。
專家簡介
左大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學術專長是經濟理論分析,現從事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近十余年來主要從事經濟學理論、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同時也研究各種經濟體制的形成和運行、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對外經濟關系等。曾主持和完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現代市場經濟的不同類型”,現正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和比較研究”、本所的重點課題“現代經濟學前沿”的研究。代表作有《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么?》(石油工業出版社)。
現代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似乎落后國家沒有實現現代的工業化是由于它們沒有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可以很快地建成高度工業化的現代經濟。
左大培:當代對東方國家經濟史研究的**新發展說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中國在宋代以后不僅有發達的私有制市場經濟,而且這種私有制是非常資本主義化的:有錢人不僅開始興辦使用雇傭勞動的企業,而且有“本錢”(資本)的人甚至可以買到一切,包括官員的地位。可就是在宋代以后,特別是在產生了大量“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以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從領先于歐洲國家變為落后于歐洲國家。
歐洲產業革命的歷史表明,現代工業化經濟的**主要支柱其實是使用自動化機器的現代科學技術,以及來自不同家族的許多人在同一個企業中工作的現代大企業。
研究、開發、采用和學習使用自動化機器的現代科學技術通常需要許多人在一起合作,并且往往要求投入大量的資金。一個人私有的資本通常不足以提供這樣多的資金,單個家族一般也不能為開發和使用一項現代技術提供足夠的技術人才。自19世紀下半期以來,現代的工業化國家中就出現了許多大企業,這些大企業成了多數發達國家經濟上的支柱。
大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生存和發展,表明了在大企業生存的領域中存在著巨大的規模經濟,而這種規模經濟來源于現代技術賦予經濟生活的許多特征。這些特征包括:在重工業和化工工業中,煉鐵高爐、化工反應塔、船舶、輸油管等設備由于其自然的幾何特征而在制造和使用上存在著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像郵政、電信、電力供應和互聯網等具有“網絡經濟”的部門在很大范圍內是規模報酬遞增的;現代的程序化的流水作業也使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規模報酬遞增。在這樣的物質技術基礎上,許多技術含量**高的現代經濟部門都是以巨型企業為主來運行,這些部門從19世紀末的重工業、化工工業、鐵路運輸一直到20世紀的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電信運營。沒有這樣一些部門,就不可能有現代的經濟。
當然,在19世紀以后的那種國際分工格局中,某些小國可以將自己的所有生產能力都集中在那些不需要大企業的部門中,因而不需要擁有本國的巨型大企業。這些小國可以由別國經營的大企業買到需要巨型企業的那些部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但是對一個人口超過幾千萬的大國來說,自己不擁有那些需要巨型企業的經濟部門,如鐵路、電信等部門,經濟就根本無法實現現代化,本國的生產潛力也無法得到充分發揮。而對中國這樣占世界人口1/5的超大型國家來說,不全面發展那些需要大型企業的經濟部門,從鋼鐵、造船、汽車制造、飛機制造一直到鐵路和電信,就不可能使經濟現代化,也不可能有可以與發達國家相比的人均收入。而要經營這樣龐大的現代企業,就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業管理人員,投入數額巨大的資本金。象研究、開發和采用現代工業科學技術一樣,單個家族通常既不能為大型的企業提供足夠的管理人才,也不能為其提供足夠的資金。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現代經濟其實并不能發生在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國家?
左大培:發展工業化的現代經濟面臨著兩個巨大的障礙——需要集聚足夠的資金和人才來研究、開發、采用和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建立和經營大型的企業。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其實無法完成這個任務。英國、美國和德國等國之所以能夠首先克服這兩大障礙、建成工業化的現代經濟,不是因為它們是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相反的是因為它們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并不純粹,在實際的經濟運行中有許多因素使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實現的過程中發生了變型。
在歐洲,真正接近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國家是意大利。這種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使整個經濟生活都以家族為中心而運行。在這樣的經濟運行機制下,意大利曾經在中世紀末期發展起歐洲當時**繁盛的商業和手工業,出現了使用雇傭勞動的手工工場,這種手工工場被馬克思稱為歐洲**早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在這樣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下,意大利不僅沒有首先進行產業革命,而且直到現在仍然在發展工業化的現代經濟上落后于歐洲**先進的幾個國家——英國、德國甚至法國。
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起過表率作用的那些國家,如荷蘭、英國、美國,都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使它們能夠突破經典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束縛。諸如專利制度之類的國家干預,使新技術的發明者有了銷售的壟斷權,極大地鼓勵了私人的技術創新,對英國的產業革命、美國的經濟增長和大企業形成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荷蘭、英國和美國逐漸發展成熟的股份制企業,以許多人對企業的按份共有代替了單個家族對企業的私有,使單個企業集聚的資金大大超過了個別家族的私有資本。馬克思甚至說,這樣的股份制企業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揚棄”。
私營企業發展離不開國有經濟
記者: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是什么?
左大培: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其實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開始了。那以后中國不僅有世界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也有著**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史的研究者都承認,至遲到400多年前的明代,中國已經出現了很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可是問題恰恰在于,這些“資本主義萌芽”都沒能導致中國自主地發展起現代的工業化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生產中占了統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們認為,那時的“公有企業占統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違反自然規律”,“人為地”制造出來的。但是也正因為中國政府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來有計劃地推行工業化政策,中國才能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保持著比同樣落后的大國印度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
1978年中國轉而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經濟增長。經濟學界有人認為這樣持續的高增長來源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其實這是誤解。不要說這些年中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仍然有顯著發展,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有經濟。
熟悉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狀況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大量使用了中國國有部門提供的技術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許多大的外商投資企業干脆一開頭就從與中國國有企業合資開始。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國有部門,不僅包括國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國有企業。沒有國有部門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這些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外商投資企業絕不可能在中國取得那樣多的利潤,中國也絕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資。
記者:在中國經濟增長**強勁的地區中,私營企業的發展狀況怎樣?
左大培:**近二十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強勁的地區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當地的私營企業而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熟知當地經濟狀況的人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快的兩個地方——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蘇的蘇南地區,除了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甚至私營企業帶動了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而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國有企業向它們溢出的技術(通過聘請技術人員和其它方式),同時也靠當地國有銀行由于有了信貸自主權而對本地鄉鎮企業極為寬松的信貸支持。
浙江的私營企業早期的典型是溫州的家族小企業,近十年來則以臺州等地的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為代表。浙江私營企業的高速發展,確實首先得益于浙江私營企業家們的勤奮和精明以及敢冒風險的創業精神,但是它們同時也大量利用了國有部門溢出的技術。一旦沒有了比它們技術水平高的國有部門向它們溢出技術,它們的發展就會陷入停滯。
本來經濟的發展和增長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它應當首先體現在產業升級上,體現在支柱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不斷提高上,但是**近幾年,部分溫州的企業家卻從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日用消費品生產轉向了使用**原始技術挖煤的山西私營小煤窯,這就不是產業升級,而是產業的下降。溫州人的投資方向所反映的這種經濟停滯和水平下降,絕不是由于溫州人的資金已經絕對地過多。相比日本和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溫州人的人均資金數額還是比較少的。如果溫州人從事如日本和美國那樣高技術含量的資本密集式生產,溫州人自己有的這點資金是不夠用的。溫州**近幾年出現的是資金的相對過剩,而這種過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溫州特殊倫理習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溫州人自己這樣解釋他們為什么將資金投向倒賣大城市的住宅:做其它的工業我們沒有技術,做大商業我們斗不過美國沃爾瑪那樣的跨國超級市場。現在跨國公司已經進入中國,我們已經無法在制造業和商業領域同它們競爭。這就是說,首先是缺乏較高水平的技術,使溫州人無法進一步大量投資來發展更高水平的制造業。但是妨礙溫州產業進一步升級的不僅是溫州人能夠掌握的技術。許多企業規模較大的制造業,如農用車制造、摩托車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資金,另一方面國內也掌握了足夠多的技術。有3千億資金的溫州人如果能采用現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將他們多余的資金集中起來,在這些產業的發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溫州人卻一直不能這樣做。
從國有經濟必要論的角度看,溫州目前面臨的問題簡直就不成其為問題。溫州的當地政府早就應當投入必要的資金進行技術研發,開發溫州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政府可能需要向私營企業收稅來為這種研發提供資金,但是只要政府將研制出的技術以足夠的優惠條件向私營企業擴散,溫州的私營經濟就可以**終從政府籌資進行的研發中受惠,溫州的經濟也會走上產業升級的健康發展之路。
溫州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對私營企業的迷信造成的。沒有國有的技術研發、不搞國有經濟使溫州經濟喪失了發展后勁。溫州的問題恰恰在于缺乏必要的國有經濟。浙江的另一個近年新興的工業化地區——臺州,更顯示出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臺州的私營企業規模比溫州大得多,生產的產品也更重型化。臺州**有名的產品是縫紉機和摩托車。有名的生產“飛躍”縫紉機的私營大企業當然得益于其經營者的能力和膽識,但是它使用原來歸上海的國有企業所有的“飛躍”商標這一點,就暗示它**初的技術和品牌都來源于國有企業。
臺州的路橋區遍布著私營的摩托車企業,臺州人在2002年時就說:生產摩托車是一種簡單的技術。我曾經問一家生產摩托車的私營企業的老板,它生產的摩托車的發動機又是誰生產的。這位老板回答說是自己生產的。但是當我再問他生產的圖紙從哪里來時,他卻一聲不吭。顯然,這些摩托車企業的生產技術**初都是從別的企業“溢出”的。這種“溢出”的源頭不是國有企業就是國有企業與外商的合資企業。
臺州的另一家股份制企業更明顯地表明了它從哪里得到生產技術。這家企業原來生產各種壓制的塑料產品,其中**主要的產品是壓制的摩托車塑料配件,這些塑料配件是為重慶的一家摩托車廠生產的配套產品。2002年前后,臺州的這家企業開始自己生產摩托車。顯然它的技術來源于重慶的摩托車生產企業。重慶現在有許許多多家私營的摩托車企業。他們技術的來源應當就是國有企業“重慶嘉陵”。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重慶的國有軍工企業就開始生產當時的國際技術水平的“嘉陵”摩托,后來湖南株洲和濟南的國有企業也都大量生產現代化的摩托車,濟南生產的摩托車就是著名的“輕騎”。重慶的著名私營摩托車生產企業如“力帆”從不諱言它大量使用了原國有企業的員工甚至下崗職工。
這樣,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條摩托車制造技術的擴散路線:從國有企業“嘉陵”開始,擴散到重慶的那些私營摩托車制造廠,再擴散到浙江臺州的私營企業。
記者:浙江的私營企業依靠國有經濟向其“溢出”技術、提供技術人才,那么全國的私營企業是不是都顯示出這樣的依賴關系?
左大培: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東北可以說是中國工業化程度**高、經濟**發達的地區。相比東南沿海地區,**近二十多年來東北的經濟增長確實緩慢,許多企業甚至整個地區都陷入了經濟上的困境。**近十幾年來流行的說法是,東北經濟之所以困難,就是因為東北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比重太高。這種解釋是完全錯誤的。
實際的情況是,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是東北經濟賴以生存的支柱,甚至也是東北城市中的私營企業賴以生存的支柱。沒有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東北的經濟要崩潰,連東北的私營企業都活不下去。
**近我聽老家大連的一位親戚談到了大連的一家私人合股的小有機化工廠,該廠專門生產幾種紡織品生產用的輔助材料,產品銷路不錯,企業的日子也就過得不錯。但是這家私營有機化工廠生產的產品及其生產技術,都是由大連國有的化工研究所轉讓過來的技術。沒有國有單位提供技術,這樣的私營企業根本就無法經營。
我在沈陽的一位老朋友是真空技術行業的高級技工。他告訴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沈陽市的真空技術行業有從業人員2000人,都集中在兩個國有企業和一個當時歸一機部領導的真空技術研究所里。現在那兩個國有企業已經倒閉,那個真空技術研究所也由于一機部被撤銷而轉歸地方領導,靠著一年幾百萬元研究經費而慘淡經營。但是現在沈陽從事真空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已經有近萬人,他們當然幾乎全都在私營企業中就業。這些私營企業大的有幾百人,小的只有十幾個人。不過,這些私營企業的技術骨干幾乎全是該行業原來的那兩個國有企業和真空研究所的員工。現在該行業的不少私營企業還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職員工經營,這其中的關系一望可知:國有研究單位的員工將自己得到的技術知識用于私營企業,成了私營企業技術知識和技術力量的來源。
我的那位老朋友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我們這個行業的**大問題是后繼無人。我們這些從國有企業培育出來的技術工人都已經老了,卻沒有新一代年輕人來接替我們作技術工人。沒了新一代的技術工人,中國的這個行業還怎么搞下去呢?要知道,連廣東**近這些年新興的真空技術企業,在技術上也依靠從沈陽招去的那些國有企業的老技術骨干!
我的老朋友那一代老技術工人是在國有企業中培養出來的。這么多的私營企業竟然不能培養出合格的新一代技術工人。沒有了國有企業,連技術工人都無法正常培養,中國的人力資本面臨著不能增加反而減少的威脅!
**近20年來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克服它那與生俱來的老毛病——無力研究、開發甚至率先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無法有效地聚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那些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要實現中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來研究、開發和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有效地籌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那些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
國有企業的效率并不低
記者:由于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普遍經營困難、60%多的國有企業出現虧損,所以一談到要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許多人就認為這會降低經濟效率,您對此怎么看?
左大培:一談到要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許多人就認為這會降低經濟效率,這是完全錯誤的偏見。這個偏見的來源之一是將“利潤低”與“效率低”混為一談。許多國有企業的人均利潤遠低于私營企業,但人均產出并不一定低于私營企業。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凈產值的內部分配比私營企業更偏向于企業員工。而這種單純由于凈產值內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潤,并不能算作國有企業的無效率。
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是因為他們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普遍經營困難、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的現象。但是這些現象并不能證明中國國有企業就必然效率低。除了多年擔負過高的稅率這樣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外,造成當時大部分國有企業虧損的主要因素,其實是一個市場經濟中很自然的原因,這個原因與企業的所有制沒有任何關系。
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經營環境千變萬化,突然的宏觀經濟沖擊、行業特有的問題以及經營者的一時失誤都在所難免。因此,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常常會由于這些偶然的沖擊而陷入嚴重的虧損以致倒閉。一份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非國有的所謂“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只有不到3年,民營企業有60%在5年內破產,有85%在10年內消亡。
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其實很正常,因為到那時為止,十多年中幾乎沒有再興辦任何新的國有企業,幾十年中也沒有關閉過多少國有企業,那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按中國民營企業的倒閉率,20世紀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國有企業中應當有90%已經因為無法扭虧為盈而倒閉,它們當時還存在只是因為在那之前基本不關閉國有企業。那時國有企業只有60%多虧損這一點,只能說是證明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比私營企業有效率。
如果用這二十多年中單個企業的具體例子來說明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那我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經營狀況在很長時期中一直良好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不僅存在于壟斷行業中,也同樣存在于競爭性行業中。汽車行業的國有企業我們不必提,在有成百上千家企業相互競爭的鋼鐵行業中,寶山鋼鐵公司近20年來一直有著驕人的經營業績,鞍鋼和首鋼的經營也相當不錯。在新興的家用電器制造業中,安陽彩玻、大連華錄等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都相當好,四川長虹在其經營者真正把它當作國有企業來經營時,更是有著氣貫長虹的經營成就。這些國有企業中的每一個,都有資格作為經營成功的企業而在管理案例中得到大書特書。
所以說,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不低于私營企業,通常是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不能由一個人提供的領域內,這種領域中有效率的企業規模應當相當大。而在經營者一個人就能夠提供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的領域內,也就是在有效率的企業規模比較小的領域內,私營企業的經營效率應當高于國有企業。理論上的理由很簡單:企業經營者使用自己的資金經營企業當然比使用別人的資金經營企業更精心更努力。這也就是主張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人反復重復的“理論”。
記者:可是不可能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大企業,國有中小企業的經營也能夠很有效率嗎?
左大培:我在**近幾年看到了很多經營很有效率的中小國有企業。據我所知,北京市將西城區國營的副食品商店組建為“萬方”集團,西城區的國營飲食服務企業則被歸并到“華天”集團中。1999年我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區的新街口附近居住,附近有好多個屬于“華天”和“萬方”的小店,這些店的經營情況看來還不錯。
我親眼看到的一個經營業績突出的國營中小商店是大連的玉華商場。我父母自1999年以來就住在這個副食商店附近。我回大連探望父母時經常到這個商場買菜、肉、蛋以及其它副食品。這是個經營面積不過1000平方米的中小型商店,員工大約不超過百人,但是其營業上的興旺發達景象令人吃驚,真可以用“天天顧客爆滿”來形容它。1999年時,這個玉華商場后面還有一個面積同樣大的出租攤位給個體戶的農貿市場,但是一直顧客稀少,兩年前終于關閉——這是名副其實的“國有企業把同行業的私營企業競爭垮了”。
大連玉華商場這樣的小型國有商業企業能夠如此欣欣向榮,連我也深感驚奇。因為即使按照我前邊的一般分析,在一個人就能夠提供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的小型企業領域內,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應當低于私營企業。進一步的思考使我認識到,我們的“理論”之所以說明不了實際,是因為中國的幾乎所有研究“企業理論”的人都忽視了決定企業業績的兩個重要因素: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下級員工的積極性。
記者:要搞好國有企業,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左大培:要搞好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真正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就必須對國有企業實行有效的監管,真正履行國有企業所有者所應當履行的職能,并且在國有企業內部實行嚴格的管理,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們真正按照規則行事。當前特別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嚴格清查和懲處一切盜竊和侵占國有財產的腐敗犯罪行為,清除目前國有企業經營者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甚至侵占國有財產的行為。
要在中國式的文化環境中發展真正的現代工業化經濟,就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拉動來取得足夠的技術進步和企業規模。我們需要在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巨額資本的產業中進一步新辦和擴大國有企業;在所有的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需要巨額資本的產業中建立并發展強大的國有企業。
中國需要國有經濟、需要國有企業。當然,這種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首要功能在于帶動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它應當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和巨型企業的行業中,集中在先進技術的研發和率先引進上。
中國需要國有企業,但這應當是有嚴格管理和按照規則行事的國有企業,而不是那種經營者可以胡作非為、任意貪污盜竊侵占國有財產的國有企業。
——摘自《中國信息報》
發表于 @ 2008年07月31日 19:13:00 |點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