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郭子超新著《鐵牛戰江淮》出版之際暨郭子超《鐵牛戰江淮》書評

　　作為一名農機行業從業多年的記者，我對于郭子超副局長，更多地是為他的為官為文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為他對農機化領域的獨到見解和豐富深刻的研究而生敬佩。
　　我于2000年7月大學畢業后，進入原中國農機化報社工作，第一次回老家安徽出差，采訪農村稅費改革方面的問題，也第一次見到郭子超副局長。他當時兼任農機化報安徽記者站站長。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熱情，善飲，還愛抽煙。
　　在有些人看來，這些特別后二者似乎是文人的典型特征。不是“竹林七賢”中有“飲盡不留零”的劉伶么，不是有“醉來非假倒”的天才詩人賈島以，不是有詩仙李白“斗酒三百篇”的說法么。而且，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許多與文字打交道人，有靠煙來提升靈感的一面，似乎一邊寫稿一邊吞云吐霧。
　　后來，2002年9月23日的《中國農機化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郭子超副局長的作品《農機服務產業化的雛形》。當時，由于我初涉農機化行業，對農機化的理解流于膚淺的皮相的見解，不過那時我已經對“三農”問題有過一年多的采訪經歷，因此，對郭局長的文章也極為欣賞，特別是對其后面的一些思考感覺印象深刻，讀了好幾篇。至今在我看來，那是時至今日對農機社會化服務問題分析**深、寫得**好的文章，有興起的讀者可以搜來一讀。
　　隨著對郭局長交往的增多，接觸的增多，對其履歷、思想自然有了進一步地認識。
　　**近，我一直在拜讀郭局長的三部作品集：《農機監理探討》《改革中的安徽農機化》和《希望之路》，讓我得以從更全的視角去了解郭子超的“農機人生”。
　　　　　　　　　　　　　　　　文人與農機的“聯姻”
　　郭子超由記者轉身，筆者認為，7年記者生涯對郭子超是有一定影響的：這就是記者經歷帶給他的新聞敏感和思辨能力。
　　初期郭子超的作品，對農機化的新聞報道稍多，而隨著他官位的提升，作品也越來越有深度，思維更加理性、筆法更加老到、觀察更加深刻。從郭子超的作品集中可以清晰地發現，他與一些新聞記者的明顯區別就是不僅僅是事件的記述者，僅就事說事、把事情說完就行了，郭子超難能可貴的是善于運用概括、歸納和演繹等理性的手段，透過現象看本質，從事物的萌芽觀察到事物的進展。
　　郭子超強烈的新聞敏感和思辨能力，體現在對很多作品中。在1981年安徽日報上發表的《安徽農機工作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郭子超敏感的發現了農機化的各種新的現象，對農民聯戶購買小型農機的組織形式和經濟條件、經濟效果、生產條件和技術進行了深入的總結；又譬如1982年3月在安徽日報發展的《雙包到戶加快了農機化進程》，深入地剖析了“雙包到戶”這個歷史坐標時期各種現象。作為農機化的初學者或入門者，郭子超的作品無疑是**好的教材之一。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窺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機化發展的脈絡與全貌。無論是家庭聯產承包初期“分機到戶農機無路”到后來民辦機械化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無論是三十年來對農機監理部門與公安部門在業務上的扯皮與博弈，還是不同時期以來國家農機化發展方面的政策變化，郭子超的作品中都可極為詳盡地記錄了各個時期的農機化大事件，是一部生動立體的農機化改革開放史。
　　以農機服務產業化為例。所謂農機服務產業化，是一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詞匯。早在1980年代，郭子超就注意到這一現象，并為之進行了翔實而深入的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農機服務產業化――我國農業轉型的帕累托**優制度安排》一書中作者記載道“在家庭聯產責任承包責任制實施初期的1980年秋，安徽省霍丘縣6戶農民集資購買了兩臺江淮50拖拉機和配套農具，辦起了第一個農民自主經營的拖拉機站，向農業機械這類生產資料不允許個人經營的計劃經濟體制提出了挑戰，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響。1983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明確指出：‘農民個人或聯戶購置農副產品加工機具、小型拖拉機和小型船。’”這里作者所說的“安徽省霍丘縣6戶農民辦起第一個農民自主經營的拖拉機站”事件，第一個進行報道并長期跟蹤研究的人就是郭子超。
　　又如原農機化報刊登的：1996年春，一家報紙刊登了安徽東至縣農民合伙買“洋機”，搞社會化服務的短訊。老郭發現這個事實的潛在價值，立即率隊前往調查。調查報告從2戶農民籌資30萬元，購買日本產“洋馬”聯合收割機開展跨區作業的事實出發，提出了發展水稻生產機械化的建議。報告送到省政府，省里一位主要領導批示：“材料寫得很精彩，道出了我省農機化發展的大趨勢。現在的問題是，要大力因勢引導，給予積極的扶植和服務，真正實現農業機械化。”
　　從郭子超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沒有華麗的詞藻，有的只是生動的白話，樸實的語言，農民的順口溜。讓人讀起來感覺與農民交談得來，非常自然貼切。譬如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機柴油“只夠拌涼菜的，炒菜就不夠了”，說農民對農機的需求“要想富得快，要靠鐵牛帶”“拖拉機，小紅頭，犁地運輸不用牛，下地趕集老婆孩子坐上頭”形容農民愛農機“誰買機械誰去愛，開到堂屋還要用塑料布蓋”，說前些年一些地方農民運輸時“這個所，那個站，個個都找俺麻煩”“柏油馬路真正好，手扶四輪不能跑，各種證件都齊全，檢查站里還罰錢”。如是者多矣。如果不是深入農民之間，怎會有這些素材呢？
　　可以說，在媒體上發表作品之多，發表作品之優，郭子超在所有農機管理人員之中，也許是第一個。這些作品決不是某些文秘人員所發的一些小片斷式的工作簡報、總結，或者一些領導由手下寫出的“八股式”的講話。
　　　　　　　　　　　　　　　　　　　以腳做學問的官員
　　以腳做學問，以腳當官，這正是郭子超讓令人敬佩和與一些人不同的地方。這或許也是其7年記者生涯后留給他的職業習慣：一方面讓他勤于做學問，一方面讓他勤于思考。
　　當然，郭子超副局長**值得令人稱道的是他發自內心的地愛農民，愛農機化事業。郭子超之所以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也首先在于在他愛農民，愛農村，愛農業，更愛農機化。他的履歷中，對農民的愛、對農機的愛貫穿始終。筆者認為，首先只有愛，才能產生如此強烈的感情，才能為農民鼓與呼，才能為農機化鼓與呼。郭子超在1975－1976年期間曾在安徽壽縣做公社里的工作隊副組長，看到農民挨餓經常忍不住流淚，還經常把糧票省下來捐給農民。
　　對農村的愛，對農民的憐，更加強化了郭子超為獻身三農的情懷。不愛農民，沉不下去，長期居廟堂之高，是做不好農機化工作和“三農”工作的，這是一個人獻身“三農”的思想前提。而要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干農村工作，首先要了解農村，了解農民。農民想什么，需要什么幫助，農業的難點在哪，管理者要不脫離實際，這就需要像郭子超所說的那“一桿子扎到底”的精神。大家屢見不鮮的不少干農村工作的人不了解農民和農業，卻經常口若懸河指點江山，實際上無異于隔靴搔癢。
　　時下，不少為官者，不愿下基層，不愿與農民為伍，不愿傾聽農民和老百姓的聲音，造成工作與實際嚴重脫節。還有的官員本身是門外漢，外行領導內行，卻不愿去學習，觥籌交錯之中，了解問題淺嘗輒止，**終不是在任上沒有什么作為，就是被人所笑話、所詬病，其任期亦如過眼煙云，不為人所記者。
　　調研是為什么？是為了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更好地解決問題。當了官的郭子超，從他的多篇調研報告文稿中，我們可以看到標題往往有“啟示”、“思考”等字眼，通過對新聞事件的觀察和各種現象的梳理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在郭子超的工作中，生動地體現了由實踐上升到理論、再由理論指導實踐的馬列主義哲學思想。在他的作品如《和縣發展水稻機械化的啟示》《與市場接軌，把致富的鑰匙交給農民――霍邱縣農機樣的調查與思考》《全一第一個民辦拖拉機站為什么衰落》等文中，一個重要的體裁就是先通過事實的調查，**后引申出他對事件或現象的思考。原《中國農機化報》曾有一篇寫郭子超的通訊《筆底波瀾調研來》，在其中配發的“編者按”中說道：“在20多年的農機化工作中，圍繞不同時期農機化發展中的問題，出過幾本專著，研究農機化發展中的方針政策，總結其經驗。許多文章在全國和省級報刊上發表，其中大部分是調查報告，許多調查報告被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內部參考》以及農業部、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內部刊物刊用，受到中央和省領導的重視。他在總結自己20多年調查研究的經驗時說：“認真作調查，精心寫報告是機關干部的天職”。
　　在郭的工作中，其報告或文章曾得到好幾位中央及地方主要領導如胡耀邦、胡喬木、王光宇、黃璜的親筆批示。在他前幾部著作中，更都有省領導親自作序，充分顯示出郭在農機化領域的研究之深，影響之甚。文章反映的問題能得到高級領導的重視，這對于任何人說都會感到至為光榮的。因為，這體現了你的工作得到承認。
　　　　　　　　　　　　　　　　大農業、大環境的視角
　　郭子超值得稱道的一面，還在于他跳出了片面就農機化談論農機化的窠臼和俗套，時時以大農業、大環境的眼光分析農機化的問題與現象。
　　其實，這是與郭子超一貫堅持馬列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分不開的。他在一篇《如何寫調查報告》的文章中，強調要以全面的、發展的、聯系的觀點分析問題，分析、總結事物的規律和經驗。
　　在郭子超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機（化），在郭子超的分析研究過程中，始終是與農民收入、經濟效率、生產力、規模經營、解放和轉移農村勞動力、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商品經濟、糧食安全等一系列不同時期“三農”的典型問題――包括經濟和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還有諸如民辦機械化、國有農機企業改制、建設和諧有序的農機市場體系、農機管理體制變革等突出問題的思索。
　　雙包到戶作為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現在更多地是說明其解放生產力、適應生產關系方面的時代意義。郭子超發表在安徽日報上的《雙包到戶加快了農機化進程》一文中，他敏銳地觀察到農機在包產到戶后農機發揮的作用：“農業增產，副業增收、農民富裕，主要是黨的政策好，農業機械有功勞。”當時的安徽，農民購買小型農機，低成本，高效率，從淮北到江南，農機完好率提高，作業量上升，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加快了農民致富的步伐。
　　與此同時，站在管理者的位置上，他從大三農的角度對如何管理服務好農機，使農機更好地為社會和農民服務，提出了很多理性的建設性的見解。早在1984年他就撰文指出，管理者要端正業務指導思想，使服務成為首要主題；農機化管理工作的主攻方向是提高經濟效益；從政策、技術上和物質上和經營管理上大力扶持農機專業戶，尊重和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等思想。在對農機監理的工作中，他提高要跳出部門狹隘的部門利益之爭、換位思考、攜手做好的農機監理工作的理念。特別是，筆者認為郭子超的扛鼎之作之一――《論安徽省農機化的發展戰略》中，郭子超分析高屋建瓴地分析總結了“速化論思潮”和“不能化論思潮”的現象，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走中國特色的農機化道路、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必然性，層層遞進，環環相扣，邏輯嚴密，系統科學，讓人深感是一篇充滿智慧的光輝之作。
　　“工作不息，調研不止。”這是郭子超的信條，是一位對農機化有著強烈愛的情結的老農機人對后進者的啟迪。
　　郭子超在題贈筆者他的第三本專著《希望之路》的扉頁上，題寫了“業精于勤”4個字。也許，這是他對筆者作為農機化后學的一種殷切期望。其實，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這是郭子超的人生格言，也是他三十年“以腳做學問”的真實寫照。在郭的職業生涯中，除去了7年廣播記者的職業經歷，他寫了400多萬字調查報告與工作研究，出版了著作3部，還主編一部《農機致富百問百答》，這本書雖然是以問答的形式，但記者閱讀發現，實際上是一部有關農機化方面的“百科全書”，農機化行業的一些各種問題應有盡有，對管理者和農民都非常實用。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全省農機化研究首屈一指及在全國農機化理論研究方面特別是高級農機管理者中的**流地位。
　　郭子超告訴筆者，他三十年來就做了三件事：
　　總結農機化發展經驗和教訓；
　　研究農機化發展政策和措施；
　　漚歌農機化發展的新生事物。
　　這是郭給自己的定位和總結。這三件事，他都做到了，當之無愧地做到了。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農機化發展的偉大時代。而郭子超恰恰為改革而生，與農機同行，與偉大祖國的農機化事業風云際會。
　　其實，對于像郭子超這樣一位善于思考、對農機有著深刻研究的人，像筆者一樣對其敬佩的人不在少數，特別是在安徽農機化管理系統。筆者曾有幸和郭子超和一塊下鄉調研，所到之處，一些農機局長對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那是一種真情的流露，令人感到無比親切和感動。在安徽農機部門中，有和他有共同語言的人甚至謂之其“老爺子”，足見郭在全省農機化系統的地位與威望。
　　郭子超本身就是一部書。作為筆者來說，短短幾年的從業經歷無法深刻領會郭子超的思想與博學。我覺得，要給他寫書評或作介紹，要站在他的思想的高度，領略他豐富的內心，脈動他綿長的情感，同時具備厚重的歷史了解度和對農機化較深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他治學為官的精髓。而我，顯然是力所不逮的。
　　因此，以上聊發感想，失之蒼白，僅以此算作我對一位老農機、老前輩的禮贊。
　　　　　　　　　　　　　　　　　　　　　　　　　　　
　　　　　　　　　　　　　　　　　　　　　　　　　　　　　　朱禮好
　　　　　　　　　　　　　　　　　　　　　　　　　　　　　2008年11月于北京

 

（郭子超著《鐵牛耕江淮》已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出版，欲閱者請與王新龍先生聯系：0551－266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