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集當時國內產學研各界尖端力量，耗時八年歷經五輪實驗誕下的結晶；

　　她是現今國內九成以上小麥收割機的技術源頭；

　　她一統小麥收割機市場長達二十年之久，直到今天仍站在歷史舞臺的正中央；

　　她見證了“三夏”跨區機收“南征北戰”的全過程，在實現小麥收獲機械化中的作用無可替代。

　　她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被模仿，而她的歷史地位，卻從未被超越。

　　她就是新疆-2，一款劃時代的產品，我國收獲機械史上無可爭議的王牌機型，同時也是我們從往事中搜尋被塵封的“三夏”記憶時，無法繞開的一個符號，一座道標。

　　她的成功，是一場機緣巧合？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選擇？這種成功模式又能否被復制，用以指導行業當下的技術創新？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還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新疆-2誕生的源頭說起。

　　誰的選擇？

　　7月6日，北京市通州區馬駒橋工業開發區，當時就職于中國收獲機械總公司、現任勇猛機械制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的黨延德，在談起自己與新疆-2的那段長達二十多年的緣分時，眼睛里依然閃爍著靈動的光芒。

　　“上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聯合收割機發展的起始階段。當時的五大聯合收割機廠——北京、四平、佳木斯、開封、新疆，各有千秋，技術源頭也不盡相同。像北京聯合收割機廠的‘北京’機型，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的1065、1035，四平‘東風’1514、1512等，在當時都小有名氣，技術性能和產品穩定性上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用戶中的反響也不錯。”

　　黨延德說，當時，業內沒有一個人認為將來會有一個機型“跳”出來，一統“江湖”。

　　不過隨著國家的第二次土改——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這些機器普遍暴露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太大。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后，每個農民手上分到的地少則只有七八分，多也不過一畝多一點，而且由于分地要本著公平原則，原來的土地被碎片化了。”黨延德說，“當時市場上急需一款機型，能夠更加適應小地塊作業。”

　　此時，時任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收獲機械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農機工業協會名譽會長的高元恩尋得了一條出路。從此，他的名字便也和新疆-2乃至整個中國收獲機械的歷史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上世紀70年代末，原機械工業部斥資800萬美元組織引進國外收獲機械技術，當時前來競標的有約翰迪爾、麥賽福格森和克拉斯三個企業。”高元恩回憶說，“我們認為克拉斯的技術當時**適合中國國情，因為和中國一樣，德國的水稻也是高產、含水量高的品種。然而由于資金實力、產品價格等方面因素，**終這個項目還是被約翰迪爾競得了。”

　　當時，競標失敗的克拉斯公司董事會主席Helmut Claas并不甘心。在從德國申請到了一筆發展基金后，Helmut Claas找到高元恩，希望能夠和中國合作開發一款水稻收獲機械。

　　“上世紀70年代，由中國農機院牽頭，我國已經完成了諸如割臺、標準件和脫粒清選裝置等關鍵部件的基礎性研究，同時，也成功研制出了數種較為成熟的牽引式收獲機械，比如新疆聯合收割機廠的新疆-2.5，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的豐收-3.0等。農機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工業制造基礎，因而，同克拉斯聯合開發的這個水稻收獲機很快就搞了出來，性能也不錯，但問題是價格太高，要賣到20多萬元。”高元恩回憶說，“按當時的物價水平來說，這絕對不是一筆小錢。”

　　于是，高元恩提出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市場需求，同克拉斯再共同研究一種設計相對簡單、價格也更加低廉的小麥聯合收割機產品，即他腦中新疆-2的雛形。然而，這個提議卻遭到了拒絕，原因是克拉斯公司不愿自降身價，去做一款低端產品。

　　高元恩沒有放棄。他堅持認為，當時的中國市場急需一款性價比高、作業適用范圍廣、而且“身板兒”較為輕巧靈活的收割機。他于是轉頭去找時任新疆聯合收割機廠廠長的孫廣乙，二人一拍即合，立刻著手制定具體方案，確定了這款機型的幾個技術細節，并將其命名為新疆-2。

　　“新疆-2的主要技術特點集中在脫粒、清選、割臺、底盤等幾個方面。尤其在脫粒裝置上，我們大膽采用切流加軸流結合的雙滾筒脫粒方式，在縮減了機身的同時，大大增加了機具的適用范圍，確保在潮濕、高密度的情況下也能保持良好的穩定性。清選裝置上，我們參考國際技術，采用兩層的階梯篩，提升了清選效果。”高元恩說，“新疆-2在設計之初便目標明確——一定要具備強大的脫粒、清選能力，也就是要具備強大的作業適應性。”

　　從1986年開始立項，至1993年正式批量面市，其間，新疆-2又經歷了長達8年的“磨劍”過程和整整5輪的工藝改進、可靠性驗收考核。面市后，由于該機作業效率適中、結構簡單、性價比高、穩定性強，廣泛適用于各種作業條件，迅速被市場認可和接受。

　　“新疆-2的成功，源于定位準確，順應了市場，適應了國情。”高元恩說，新疆-2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環境下應運而生，是當時的市場和國情的選擇，是農機使用者的選擇。擁有今天的歷史地位，成就了“機皇”的美名，新疆-2，并不偶然。

　　不可復制的成功

　　在中國收獲機械史上，新疆-2是一個無法復制的成功。

　　“1993年，新疆-2首次上市，當年的銷量是100臺。然后是400臺、1200臺、3000臺、8000臺，每年都在以成倍的速率增長。然后到了1998年前后，新疆-2和新疆聯合收割機廠(其間與中國農牧業機械總公司重組為中國收獲機械總公司，即中收)一起迎來了****期，連續三年產銷量過萬臺，中收也一度在全國擁有平度、壽光、靜海、藁城等13個分廠，如日中天。”2000年底來到中收的黨延德并未親歷這段輝煌，但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他所在的工廠就向新疆聯合收割機廠及中收公司供應配套產品，他見證了這段不凡歷史。“當時的產品利潤率甚至達到了10%，而當時農機行業的整體利潤率只有1%—2%而已。”

　　后來，中收因種種原因難復往日輝煌，但新疆-2的傳奇卻并未停止書寫。

　　上世紀90年代末，北汽福田掌門人王金玉看到收獲機械行業的機遇，開始大舉介入農機行業。21世紀初，福田雷沃重工在穩定提升新疆-2機型性能的同時，開始從產品的外觀、操作舒適度以及品牌宣傳上大做文章，“麥客”“谷神”等名字變得家喻戶曉。福田雷沃重工以一匹黑馬的姿態迅速介入中國收獲機械行業，并成功登頂，新疆-2的輝煌也隨著福田雷沃重工小麥收獲機市場占有率超過70%得以再度延續了十年之久。

　　如今，中國市面上的小麥收獲機，九成都脫胎于新疆-2。這款產品憑借其驚人的適應性和性價比，統治了中國小麥收獲機械市場長達二十年。時任農業部農業機械化管理司司長的王智才曾經評價，新疆-2是一款劃時代的產品。高元恩則表示，若說新疆-2這款機器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的小麥收獲機械化，這個評價亦不為過。

　　“可以說，新疆-2是我國跨區機收‘南征北戰’的裝備基礎。”高元恩說，“新疆-2這款機器穩定性高，白天晚上都能作業，無論小麥是干燥還是潮濕都能保證不錯的作業質量，體積小、轉彎半徑小，能夠適應小田塊的作業需求，能在小麥完熟前及時收獲，這些都是小麥跨區機收的硬性指標。”

　　然而，新疆-2這個農業裝備史上的傳奇，卻再難如法炮制。

　　“首先，新疆-2研發周期很長，研發的客觀大環境也很好。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農機科研在荒廢多年后開始復興。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中國農機院牽頭，各生產企業、科研院所聯合在一起進行了很多農機部件的基礎性研究，各單位積極性都很高漲。”高元恩說，當時搞科研，產學研推幾乎實現了完美對接。“由于都有明顯短板，靠單一力量誰也無法完成研發，于是，各單位在合作開發和成果共享上進行得非常順暢，農機行業的基礎性、共性技術積累也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如今，各企業之間競爭日趨激烈，成果共享卻因缺乏有效約束和監督變得難以實現，基礎性研究匱乏，企業作為研發主體實力不足且注重短期效益，真正在行業中具備革命性的研發和技改已十分鮮見。

　　即便能夠在科研和技改上實現突破，要達到新疆-2的成就，仍需要更多客觀條件。

　　新疆-2誕生于我國施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兩件歷史大事的交接點上，可以說完美地嵌入了時代背景。“新疆-2在剛開始下地實驗時，遇到的困難是很大的，老百姓很難接受。”高元恩說，“當時，機具作業后，老百姓都會趴在地上吹，看看有沒有掉糧。那時候人力成本很低，只要機具掉糧，農民就會立刻把機器從地里趕出去。后來，人越來越貴，和高企的人力成本相比，2%—3%的糧食損失率根本不算什么，農民都會算這筆賬。”

　　就像15世紀末期的哥倫布、19世紀初期的拿破侖，新疆-2足以被作為一個象征符號，標識其所處的那個時代。而這種成功，也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時代選擇。

　　然而，我們真的就無法從中學到什么了嗎？

　　我們能借鑒什么？

　　新疆-2這款機型從誕生之初就一直被模仿，卻從未真正被超越。

　　這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新疆-2的成功，但又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2000年前后，中收公司曾試圖研制一種更小型化的機型取代新疆-2。當時，這個設想并非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因過度急于求成，研發周期太短，市場調研不足，**終還是遭遇了滑鐵盧。

　　而即便到了今天，小麥收獲機也并未在新疆-2機型上實現任何實質性突破。近年來較火的3公斤、5公斤機型，只做到了在新疆-2的基礎上的“縫縫補補”，并未實現脫胎換骨。

　　“收獲機械市場發展到今日，已經出現了新的需求，產品更新換代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高元恩說，“政策層面上，國家已經開始倡導新的土地經營方式，即規模化經營、職業化生產，土地流轉正在進行，土地集中度在提高；同時，國家日益重視畜牧業發展，這要求增加對小麥秸稈的使用效率，前提就是機收后的小麥秸稈要便于收集。這些，其實都是新疆-2的短板。”

　　高元恩表示，新疆-2是時代的產物，并非沒有缺點，其**大的短板就是收獲時會將秸稈打得過碎而無法收集利用。同時，該機輸出功率較大，也不夠低碳環保。這就要求市場推出新疆-2的替代機型，給用戶以更多選擇。“比如適當增大喂入量，對脫粒和清選裝置進行重新設計等等，這些都不是通過微調可以實現的，需要重新研發新的機型，重新進行實驗驗證。”

　　雖然新疆-2的成功案例難再被復制，但其研發模式和研發經驗，卻足以成為今后農機科研參照和借鑒的藍本。在高元恩眼中，新疆-2的研發過程，是有史以來中國農業機械在產品研發上**為成功的一個樣本。

　　“一般來說，國際上一款產品實現換代的周期大概是5—10年。新疆-2從立項到研發經歷了8年時間，但如果算上前期的技術積累和投放市場后的改進升級，這個研發周期要遠遠長于8年。”高元恩說，“不過，今后農機產品更新換代的周期要不了這么長，因為新疆-2研發時，行業內甚至連標準件都沒有，幾乎每個零部件都是從零開始研究的。”

　　如今，農機行業在工業基礎和研發能力上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產品研發也無需再回到原點。同時，企業作為研發創新主體的提法愈發明確，客觀上也優化了農機行業的研發環境。

　　因而，新疆-2真正能夠帶給農機行業的經驗，并不是她集中各部門力量、高投入、長周期的研發模式，而是其設計的理念和思路，即國情和市場導向。

　　“根據當前農業發展的形勢和需求，研發市場需要的產品，這聽起來簡單，卻是很高的要求，需要對農業發展形勢和市場走勢有準確的把握和判斷。”高元恩說，“新疆-2開發之初，我們并未預計到她會如此成功。但我們一開始就是要研發市場需要的產品，這個思路是正確的，基于此做出的判斷也是準確的。”

　　同時，新疆-2的成功，也在于其在研發初期進行了大量的基礎性、共性試驗研究，為新產品的誕生奠定了基礎。高元恩說，企業要想具備真正的研發能力，就要擁有發展的眼光，具備長遠的戰略性思維，而不能只盯著眼前利益。

　　也許，這才是“機皇”新疆-2這一成功范例能夠提供給中國農機行業的真正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