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農業一定能帶來規模效益嗎?在許多人的認識里，這幾乎不成為一個問題，但事實并非如此。種植規模過小固然難有太多利潤，種植規模過大獲得的也可能是“虛假利潤”。所謂“虛假利潤”，是指這些利潤并不是來自種植業本身，而是來自政府的補貼或獎勵。

　　對糧食生產而言，規模擴大往往并沒有提高土地的單產，很多時候反而是降低了。我國要發展適度規模化的農業，這就意味著并不是規模越大越好。一些人熱衷于做大規模，包括一些工商資本下鄉圈地，只是為了從政府那里獲取更多的資源。本刊記者在基層的調研也印證了這一點。

　　主動縮減規模的大戶

　　夏志鵬是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的一位種糧大戶。2010年，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與別人合伙流轉了1300畝土地種植水稻。“結果第一年就虧了30萬元。”夏志鵬說。

　　夏志鵬告訴記者，決定擴大種糧之前，自己單純地認為“規模越大、效益越高”，在**初的理解中，“規模化種田”跟自己父輩種田的方式并無兩樣，“無非就是面積多一點”。

　　“當時也想著面積越多，能夠得到的相關補貼也越多。”夏志鵬坦承，當時有關部門也鼓勵大家往規模化的路子上走，“200畝起步，上不封頂”，只要達到這個標準，就很有希望獲得獎勵。

　　夏志鵬還記得，當時對大戶的獎勵，區里是一戶3000元，市里是1萬元，省里則達到了5萬元。由于一下子流轉了1300畝地，自己不僅成為各級領導的視察對象，更成為當地媒體的寵兒，時不時能在當地電視臺“露個臉”。

　　在這種背景下，赫山區出現了好幾個規模在100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說起來好笑，大戶名氣都很大，結果都虧得很慘。”夏志鵬說，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反思失敗的原因，無外乎以下幾條。

　　第一，配套設備設施嚴重不足，不要說烘干機，就連旋耕機、收割機也只有一兩臺，糧倉、機耕道也沒有。

　　第二，由于面積過大，田間管理一塌糊涂。那一年到了7月末，別人的田里都插上了晚稻，他的田里還有大片早稻沒收完。

　　第三，分身乏術，管理混亂。工人們“磨洋工”現象十分普遍，“吃飯的時候坐了好幾桌，做事的時候出不出力誰知道?”夏志鵬說。

　　如今，夏志鵬開始走精耕細作的路子，主動把種植規模縮減到500畝。他計劃用兩三年時間改善地力，穩住一批熟練勞動力，建立財務制度和管理制度，拓展銷售渠道，**終為自己生產的大米注冊一個品牌。

　　“虛假利潤”誘發擴張沖動

　　主動減少種植面積的不只夏志鵬一人。在山東章丘繡惠鎮太平村，64歲的種糧大戶張保華也是如此。“今年我這182畝小麥雖然遭遇了白粉病的威脅，但平均一畝地還是收獲了1004斤小麥，比我前兩年包地多的時候多收一兩百斤呢。”張保華說。

　　張保華流轉土地的頂峰是在2013年，達到670畝。他告訴記者：“以前面積小的時候，管理很及時，我自己都能看得過來，后來到了670畝，必須雇用很多勞動力，如果沒有補貼，賺不了多少錢。”

　　張保華表示，自己種地較少時，精耕細作，土地單產高，每畝能有500元利潤，種得多時，每畝就只有兩三百元的利潤，甚至更低。許多大戶都有同樣的經歷。那么他們擴大種植規模的動力來自哪里呢?來自政府的補貼或者獎勵。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鼓勵發展新型主體之后，山東對種糧大戶進行了補貼。當時的規定為，凡種植水稻或小麥150畝以上、4000畝以下的，每畝補貼230元;4000畝以上的，給予定額補貼100萬元。

　　在湖南，一些地方也曾出臺大戶扶持獎勵措施，比如在長沙周邊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區縣，按照面積大小，當地政府會給予符合要求的種糧大戶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的獎金。還有一些縣市則通過地方財政對大戶購買農機農資進行補貼。

　　此外，由于涉農項目也傾向于將大戶作為實施對象，使得不少人認為只要自己面積夠大，就有希望擠進各種“項目籠子”，從中分得一杯羹。夏志鵬告訴記者，自己和合伙人就曾經為了到底是踏踏實實種糧還是“拉關系跑項目”爭論過許多次。

　　“補貼、獎勵的錢是一塊‘虛假利潤’，看起來好像規模經營之后賺錢更多了，而實際上是建立在政府扶持的基礎上，不是從生產本身得來的利潤。”山東財經大學農業與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王蔚教授表示。

　　事實上，取得“虛假利潤”的規模經營戶還真不少。在離張保華不遠的一個村，一位姓王的村民2013年包地400畝發展種植業，并在當年順利拿到了山東種糧大戶補貼。不過，2014年，由于管理不善，他每畝地賠了70元。

　　應鼓勵適度規模、精耕細作

　　王蔚等專家表示，在人多地少的我國，特別是華北平原等地區，應該用土地產出率而不是勞動生產率來衡量一個規模地塊所產生的效益，有規模不等于有效率，規模經營也不一定產生規模經濟。

　　經驗表明，大規模種糧的單產往往不及適度規模、精耕細作，如果沒有補貼或獎勵，效益并不好。實際上，鑒于這一狀況，山東、湖南等地已經對大戶補貼政策做出調整，或是降低補貼力度，或是更多地面向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

　　這無疑是一個可喜的趨勢，但與此同時，仍有不少地方沒有擺脫“越大越好”的慣性思路，還在采取種種措施鼓勵超大規模，仿佛唯有如此才能顯出當地農業發展的成績。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表示，大規模的農業經營者或企業，因為租金高、規模大，而相應的利潤薄、風險高。政府為了讓規模經營者不破產，不得不為他們提供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政府增加了負擔，卻不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

　　多位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傳統農區人口稠密，人均占有耕地少，城鎮化水平也不算高，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的轉移并不穩定，為了給農民保留返鄉就業的機會，不至于引發社會穩定等問題，并不適合大規模的土地集中經營。

　　山東省委農工辦原副主任劉同理表示，我國應大力發展雇工較少乃至不雇工的家庭農場，種植面積從十幾畝、幾十畝到100畝，這比較符合國情，讓農戶家庭取得的種糧收益略高于或等于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這樣既有利于糧食生產，也有利于農民增收。

　　多位專家表示，目前農業扶持政策中，新增補貼向新型主體傾斜，但這類新型主體經營面積不宜過大，動輒數百、上千畝的經營面積很難產生示范效應，補貼這類群體也不利于生產出更多糧食，**終只是增加財政的負擔。

　　同時基層不少干部群眾建議，在小農戶仍是種糧主體的我國，政府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農業生產條件和推進種糧便捷化方面，比如加大對基礎設施和社會化服務的投入力度，而不應一味追求種植規模和土地流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