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淺談農業現代化思想的傳承與創新

　　農村問題始終是我們黨的工作重心。在革命年代,黨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一整套“三農”工作理論和實踐經驗。改革開放年代,“大包干”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我們黨在繼承傳統“三農”理論之上,又提出了很多新思路、新理念、新論斷,為推進農業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土地制度二次創新

　　土地制度是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制度。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不斷創新和完善土地制度,是農業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逐步建立了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的制度框架,實現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創新。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和大量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民經營土地面臨的“小規模”與“大發展”“小生產”與“大市場”“小利潤”與“大支出”三大主要矛盾日趨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業現代化建設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階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慮推進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既要解決好農業問題,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為此,黨中央審時度勢,將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了“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的雙層經營向“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多元經營”轉變。這是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創新。

　　繼承了“兩權分離”制度安排精髓的“三權分置”,是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從理論上為實現集體、承包農戶、新型經營主體對土地權利的分置共享提供了支撐,在實踐中為以規模經營為特征的現代農業建設夯實了基礎條件。

　　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著力點的路徑創新

　　農業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這一創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問題導向的結果,又是符合農業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一方面,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總量趨緊轉變為結構性矛盾,加之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出現了糧食產量、庫存和進口“三量齊增”現象,造成了農業綜合效益的下降。另一方面,縱觀世界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既是運用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又是以市場經濟代替自然經濟的過程。為此,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由“生產導向”向“市場導向”的轉變,成為我國現代農業變革和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是著眼于產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做好“加減法”,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加法”是增加技術、人才等要素投入,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保護好耕地特別是基本農田,加大對農田水利、農機作業配套等農業基本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實現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減法”是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對部分供需脫節的農產品“去產能”,改變農業生產在地區、品種、品級等方面的結構性不平衡。

　　二是著眼于產業,通過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闊步踏上“大農業”發展之路。強調把產業鏈、價值鏈等現代產業發展理念引入農業,延伸產業鏈、打造供應鏈、拓展價值鏈,實現農業生產的提檔升級。一方面,運用互聯網思維,通過“互聯網+”的方式,拓寬農業產銷的邊界;另一方面,運用跨界思維,引入歷史、文化、民族、現代元素,大力發展創意農業、景觀農業、休閑農業,培育壯大農村新業態,讓農業發揮更強的正外部效應。

　　三是著眼于主體,創新農業生產經營組織方式。在工業化、城鎮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引致了“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等問題。通過鼓勵發展家庭農場、新型職業農民、專業大戶、合作社、涉農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導工商資本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又是破解小規模兼業經營困局的重要手段。

　　以支農惠農、強農富農為目標的政策體系創新

　　完善的支農強農政策體系是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轉變農業投入機制與方式,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加入WTO后,我國承諾“黃箱”補貼上限不超過農業產值的8.5%,而目前“黃箱”補貼幾近觸頂,逐步擴大“綠箱”政策實施規模,加大對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土地整理、農田水利、職業農民教育培訓、資源與生態保護、自然災害救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勢在必行。與此同時,為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和杠桿作用,通過基金市場化的投融資行為等手段,撬動更多的金融資本、社會資金,參與農業現代化建設,能夠發揮出“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二是在糧食生產實現“十二連增”的背景下,提出構建新形勢下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在新時期,只有加快建立與“轉方式”“調結構”相適應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根據市場供求關系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才能真正發揮“大食品”、“大糧食”等新理念對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助推和引領作用。

　　三是提高扶貧精準性、有效性和持續性,跨越“止血、補血、造血”三重大門。一方面,我國過去扶貧工作多在貧困地區開展,屬于“大水漫灌”式扶貧。今后,扶貧工作的重心將聚焦貧困人口,讓“精準幫扶”進家入戶到人頭。這種“精準滴灌”式扶貧,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幫扶效果。另一方面,過去扶貧大多屬于“輸血”,雖解決了貧困地區的當務之急,但并非長遠之計。今后,扶貧工作要通過調整、治理農業土地、資金、勞動力等經濟要素“非農化”傾向,實現“止血”,再通過加大財政支農力度進行“補血”,同時,提升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強化“造血”,從而有效提高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本文系農業部黨校2016年春季學期事業單位處級干部進修班集體寫作,執筆人:張昭段晉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