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種植結構調整開始后的第二個春耕。在2016年已經調減近3000萬畝非優勢區玉米種植的基礎上，2017年將繼續調減1000萬畝左右，退出的玉米改種市場需要、效益較好的其他作物。然而對“鐮刀彎”地區的不少農民來說，半輩子都指望著種玉米賺錢，不種玉米種什么？賠錢了怎么辦？種植習慣之所以難改變，就是源于對收益風險的擔憂。經過去年一年的探索，他們做了怎樣的嘗試，結果如何，今年又將做出怎樣的選擇？這不僅對其他種植戶有借鑒價值，更為今后調結構應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務和引導提供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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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跌到了每斤7毛2，再等等看吧。”山西省大同縣西坪鎮唐家堡村村民王勇一直緊捂著11畝玉米的糧袋子，舍不得賣，盼著價格有所回升時再出手。

　　“量小了可以等，種植大戶可等不起，能賣掉就知足了。”出于600畝土地流轉費的考慮，山西省陽曲縣大盂鎮上原村村民楊喜桃接受了每斤玉米0.6元的收購價。

　　“市場行情會越來越不好，還是盡早出手。”同在晉北地區的山陰縣北周莊鎮鄭莊村種植大戶曹玉桂有著一定的市場敏感性，在秋收后很快把3000畝的玉米以每斤0.65元的價格賣掉了。

　　2016年，玉米產量過剩帶來價格持續跌落，再次讓玉米種植戶們領略了市場“嚴冬”的寒意。

　　位于“鐮刀彎”玉米結構調整區的山西農民如何度過“嚴冬”？在種植結構調整中有什么好辦法？就這些問題，記者在春耕時節奔赴晉中晉北兩個生態區采訪了相關種植戶。

　　挫折：試了3種作物還是放棄了

　　2010年，曹玉桂帶頭在村里成立了正泰農業專業合作社，入股社員223戶，入股土地**輝煌時達到4500畝，如今還有3000畝，合作社主要種植籽粒玉米。

　　“價格跌到1元以下就沒再起來，國家對價格的調控力度變得小了。”作為種植大戶的曹玉桂意識到這樣一個信號：玉米種植回歸市場，種什么、種多少不能再盲目跟風，得根據市場決策了。

　　2015年，曹玉桂開始了自己的小步伐種植結構調整。為什么叫小步伐？他解釋說：“風險太大，不允許大規模地變，只能搞個試驗田，即便虧了也不影響社員的利益。”

　　規模化種植不同于一家一戶，對市場的依賴程度更高，風險也更大。曹玉桂選擇差異化小規模調整來應對市場的變化。

　　“2015年我種了500畝的‘張雜谷3號’和‘張雜谷5號’，平均畝產500斤，秋后以每斤不到兩元的價格賣給了收購商。”他說，除了產量、價格不高外，種植谷子還很費工，機械化程度遠不如玉米。

　　試水種谷子沒有實現預期的收益，曹玉桂又試種了馬鈴薯，因為技術原因再次擱淺。開始開展“糧改飼”試點后，他沒有直接改種青貯玉米，而是選擇先了解市場需求，希望通過簽訂訂單來決定種植作物。

　　“一噸青貯玉米收購價是280元，當地的畝產在3噸左右，除去成本基本沒什么利潤。而籽粒玉米畝產量能達到1500斤，成本在500元-600元，土地流轉費要300元，按每斤0.65元的售價算，1畝地還能掙100元。對比下來，種籽粒玉米還是有利可圖的。”在與周邊的養殖企業和養殖農戶對接后，他還是放棄了改種青貯玉米的想法。

　　沒了價格優勢，只能以規模化來獲利，成了曹玉桂試錯后的保險之舉。“但這只能勉強維持，不是長久的辦法。”他還在繼續琢磨種啥掙錢。

　　嘗試：從政策中找種植結構調整的風口

　　“一頭連著社員的土地，一頭面對不確定的市場行情，對于結構調整，種植大戶只能瞻前顧后。”小規模的嘗試也是楊喜桃規避種植風險的辦法。

　　不同的是，楊喜桃在觀察市場的同時，還在注意著政策的變化，以期在政策風向中找到合適的種植方向。

　　改種谷子就是在玉米價格下滑后根據政策作出的決定。他說，今年，國家提出要加大對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的政策支持，而以谷子為主的雜糧無疑是山西的特色，更是山西的優勢。

　　春播前，山西省農業廳又出臺了種植業的工作要點，明確了要以谷子、莜麥、蕎麥、高粱、豆類為主要品種，打造農產品優勢生產區。

　　透過這些政策，楊喜桃看到了種植結構調整的一個風口，雖然相關政策利好不會在短期內釋放，但在他看來，這是針對市場的有效應變。

　　這些天，通過山西省農科院技術專家的指導，楊喜桃在200畝的土地上播種下了“晉谷21號”，其余400畝還是照往年一樣種了玉米。

　　“比如改種用來釀酒的高粱就是一個方向，不僅需求量大，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取自山西，這說明了我們的高粱品質好、有市場。”在山西省農業廳工作人員對種植業政策的解讀下，曹玉桂也開始在500畝的旱地上換種“晉雜”系列的高粱。

　　獲益：找對路子讓農民不再糾結

　　“種了半輩子玉米，都指望著玉米掙錢，也想過改種，但不敢拿效益打賭，終究沒有下定決心。”2016年，在變與不變的糾結中，王勇還是種了11畝玉米，選擇了6畝地試種黃花菜。

　　“結果玉米都沒賣出去，黃花菜掙了3萬多元。”看著地里的黃花菜苗，王勇多了一些信心。

　　這樣的糾結也曾發生在種植大戶張順寶身上。“1畝黃花菜產量在3500斤至4000斤，去年的地頭價是每斤3元，拋去用工的費用，能掙近1萬元。”他說，這樣的收益很誘人，但高收益和高風險是并存的。種植結構的改變就是農民種植習慣的改變，習慣的背后是對風險**小化的考慮。

　　找到信心就能消除這樣的顧慮，在張順寶看來，信心源自于找對市場。“這里水澆地多，很符合黃花菜的生長特性，加上它在北邊地區的稀缺性，會有很大的市場需求。”

　　信心還源自于政府的扶持。大同縣對黃花菜種植每畝補貼500元，農民購買種苗全部補貼。還給黃花菜上了農產品險，險資由政府出200元，農民出100元，一畝地**高保額可達5000元；并從去年開始試點價格險，市場價低于每斤18元時由保險公司賠付差價。

　　在1畝黃花菜等于10畝玉米的收益、政府扶持和保險兜底的三重前提下，王勇在11畝地的種植選擇上終于不再糾結。張順寶也把玉米全都換種為黃花菜，并聯合30多戶村民，流轉了316畝地，成立了順民黃花合作社。他成了當地有名的種植大戶，合作社去年收入達到了100萬元。

　　農民的信心增加了，玉米種植面積自然就減下來了。2017年，唐家堡村的玉米播種面積將從2000畝減少到1000畝。這也為地處“鐮刀彎”區域的大同縣進行種植結構調整帶來了契機。

　　無論是找尋結構調整的辦法，還是找對種植的產業方向，可以說主動找尋市場需求、把握政策信號已成為山西的種植農戶迎接農業供給側改革、應對市場變化的理性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