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隆重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展示農業機械化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和貢獻、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弘揚農機化行業人士不懈奮斗、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中國農業機械化協會開展了“紀念農業機械化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動。活動得到了廣泛響應，各界人士積極投稿，參與活動。經組委會初步審核，決定遴選部分優秀文章加以刊發，以饗同仁。

　　改革必須解放思想----紀念中國農業機械化改革40年

　　作者簡介：董涵英

　　原中央紀委駐農業部紀檢組副組長、農業部監察局局長

　　解放思想是進行改革的必要條件。在我們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重溫那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深感沒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會有黨和國家事業的大變革。一切從本本出發，循規蹈矩、墨守成規、觀念僵化、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不可能出現勢如大江東去的改革開放浪潮，就不可能發生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同樣，站在新時代的新起點，沒有思想的進一步解放，沒有敢于沖破舊的利益格局困鎖禁錮的膽魄，深化改革也就無從談起。對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各個方面說來，都是這樣。我們以農業機械化改革為例。

　　實事求是地說，我國農業機械化改革初始之時，農機人正在“腹背受敵”，遭到“兩面夾擊”，境況十分尷尬。一方面，經過1978年—1980年三年決戰，在全國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落空。這一目標是毛澤東同志在1955年提出的。當時他的設想是，在農村實現集體化的基礎上，用四到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所謂基本上實現，是指主要農業機械的擁有量和主要農作物的主要生產環節，使用農業機械進行生產達到一定的水平，內部掌握的指標是農機作業率達到70%左右(到今天為止，我國的實際水平大約為70%)。當然，這一目標要求過高、過急，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更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落空也是必然的。但是在當時，由領袖親自提出，經無數人為之奮斗的美好理想沒有如期實現，畢竟是一個很大的挫折。而在此時，理論界恰好又出現了一股否定“石油農業”的思潮，認為我國人多地少，農村勞動力充足，發展農業并不需要機械化。目標落空使農業機械化聲譽掃地，否定石油農業又為否定農業機械化提供了理論依據，農業機械化猶如雪上加霜。另一個方面的情況似乎更為嚴峻：發端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起步，“分田分地”，如火如荼。當時農業機械化陷入的困境是，田地好分，機器難辦。那時的農業機械不是集體所有，就是國家所有(基本上是由國家或者集體興辦的拖拉機站、農機站擁有和經營)農田耕地可以包產到戶，農業機械怎么到戶？在猝不及防、難以避免的混亂中，存量農業機械基本上是殊分三途：暫時封存、折價變賣、拆分到戶。于是就出現了一臺拖拉機大卸八塊，輪胎、底盤、發動機、駕駛樓子分別歸不同農戶擁有的奇異現象。“包產到戶，農機無路”的議論一時間沸沸揚揚，攪得農機人心神不安、進退兩難。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農業機械化改革開始起步。有人講，改革從來是被逼出來的。在農業機械化領域，這句話千真萬確。農業機械化要繼續下去，不改革已經沒有出路。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而改革就一定意味著改變，改變管理體制，改變運行機制，改變利益格局，改變工作方式，而所有的改變一定有一個大的前提——改變思想意識，也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只有思想上的大解放，才會有農業機械化改革一瀉千里的錦繡文章。那么，農機人在改革中特別是改革初期，重點在哪些方面解放了思想呢？

　　第一，擺脫政治農機的束縛，主動放棄在全國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可以說是新中國建立前就在億萬人心中扎根的對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黨確定了在實現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路徑，而毛澤東同志的一個著名論斷“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更是把農業機械化的地位推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農業機械化被賦予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它與社會制度、理想信念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標志。盡管有中央高層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各級農機部門的勤奮工作，但過高的目標、盲目的推動、一刀切的要求和不尊重客觀規律、不講求經濟效益的種種做法，仍然使農業機械化前行步履維艱。但是，在政治統帥經濟的年代，目標引領的慣性是難以克服的，以至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根本無望的情況下，仍然提出了“決戰三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從歷史節點看，那時已經萌發了改革開放)。可見，目標就是政治，目標就是旗幟，放棄目標就意味著否定。但是，放棄還是如期到來了。1980年初，全國農機工作會議召開，當年的2月9日，原農業機械部在寫給國務院的關于會議情況的報告中指出：“原來要求1980年完成的幾種主要農機產品的數量雖然大都可以達到或基本達到，但要在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顯然是不可能達到的”“我們認為，今后也不宜再單獨提出那一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要求”。國務院于7月初批轉了這個報告，表明對報告予以認可。據媒體記載，1980年7月20日，《人民日報》轉載《農業機械》雜志發表的農業機械部部長楊立功答記者問，對現在為什么不提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了這個問題，楊立功回答：“現在看來這個要求是不切合實際的，也是難以實現的。”“用25年時間實現農業機械化，本來就不大可能”。楊部長與農業機械部報告的口吻一致，既真實，又大膽。現在我們講1980年目標是“主動放棄”確有溢美之嫌，更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為之。事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質疑(這在農業機械部的報告中已經涉及，表述是，當前社會上對農業現代化和農業機械化議論不少)1980年目標的否科學客觀，但在毛澤東同志逝世后，中央還是把實現這一目標作為毛澤東“遺愿”之一的，如果放棄這個目標，還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的。事實證明，放棄1980年目標，是使農業機械化回歸正途的關鍵。客觀地說，確定在一個時限內實現未經科學論證、不符合客觀規律和中國國情的目標，很容易產生急于求成、急躁冒進的情況，對農業機械化的健康發展反而不利。如今，40年過去了，農機部門從未重新制定限時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在指導思想上是汲取了1980年目標教訓的，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回歸，對于農業機械化發展全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二，沖破不允許農民個體擁有農機的藩籬，把購買農機的自主權交給農民。新中國建立后，我國的農業機械化借鑒前蘇聯的模式，從興辦國有拖拉機站起步，繼而轉為集體興辦拖拉機站或者農機站。在一段時間內，由于不少國有拖拉機站經營不善，其中有一部分轉為集體興辦，中間又有集體回歸國有的反復。國有和集體經營的體制，從實踐看，構筑了農民個體與農業機械所有權之間天然的堤壩，農民私人不準購置農機是天經地義的。農村改革前，農民個體只能擁有簡單的如鐮刀、鐵锨、鋤頭等簡單的農具，而拖拉機、播種機、收獲機、插秧機等農業機械，與農民是無緣的。從另一個方面說，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農業機械也是按照計劃分配給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的，農民個體既沒有經濟能力，也沒有購買渠道能夠得到農機。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傳統的經典理論是，農民如果可以擁有和利用農業機械開展經營，一定會滋生資本主義因素，從而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威脅。農村改革后，農民從集體那里承包了土地，開始有了土地經營的權利，也就是說，農民利用承包的土地種什么、怎么種，可以自己做主張，當時形象的說法就是“交給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里就出現了一個繞不開的問題：農民要生產，可不可以個人擁有和使用農機？這個問題在當時是有過激烈爭論的。不贊成的自然搬出經典理論，用主義定性的邏輯加以反對；贊成的則從現實需要出發，主張農業機械只是放大了的勞動工具，給農民擁有購買農業機械的自主權，有利于勞動者、勞動和勞動工具的有機結合，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這個問題上，實踐走在了理論前面。正當一些同志爭論不休的時候，農民已經悄然開始擁有了自己的農業機械。一些農民先是從集體那里買下了舊的農機，緊接著開始購買新的農機。我記得我在1982年大學畢業分配到農牧漁業部農業機械化管理局工作，第一次出差就是到安徽省的懷遠縣，調查農民個體購買農機的情況。當時這個淮河岸邊的縣小型拖拉機就達到了1萬臺以上，被稱為中國第一個拖拉機擁有量過萬臺的農業縣。那時候，懷遠縣道路上、田間里小型拖拉機如過江之鯽，甚是熱鬧。農業機械的功能也不僅僅是農業生產工具，同時具有運輸工具、交通工具甚至身份顯示的功能。哪家有了拖拉機，就意味著哪家離萬元戶已經不遠。當時農機部門的數字統計中就有了農機總擁有量和其中農民個體擁有量的欄目，說明無論怎么爭論，農民擁有農機的自主權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時間不久，中央肯定了農民購買和經營農機的做法，用文件的形式表示，農民可以購買和擁有小型農業機械，對大型農業機械，現階段原則上也不必禁止。不禁止就是允許，自此農民擁有農機合法化，大大刺激了農民購買農機的積極性，私人擁有農機所占比例迅速攀升。依筆者的眼光，允許農民購置農業機械，是四十年來農業機械化改革中**具劃時代意義的一舉，也是思想解放**具特征意義的一舉，開辟了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嶄新道路。

　　第三，突破農民使用農機開展經營的限制，增強了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活力。毫無疑問，農機是干農活的。然而在農民開始獲得購置和經營農業機械自主權的時候，說得絕對化一點，農機(主要指拖拉機)主要不是用來田間作業，而是用來搞運輸的。這可能是在特定階段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的一大特色。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農民購買的農機中，以拖拉機為主，而購買拖拉機，又以搞運輸為主。其實這很容易理解：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經濟很不發達，農村道路的狀況也不是很好，很多地方甚至連公路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依靠正規的汽車運輸，根本無法滿足農業和農村經濟日益活躍乃至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對運輸增長量的需求。比如，隨著農民經濟情況的改善，對建房產生了巨大的需求，理所當然地增大了對建筑材料運輸量的需求。當時，活躍在鄉村道路上的是大量的小型拖拉機，這些拖拉機運輸具有距離短、運量小、運輸商品雜的特點，不僅運送農產品、農業生產資料，也運送沙石、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而且運送農村日用生活用品，有點類似現在的快遞小哥，非常適合農村的特點。拖拉機搞運輸彌補了當時公路網絡運力不足的缺陷，大大方便了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另一方面，農民購買農機如果只是自用于農業生產，利用率低，購買農機的投資短時間難以收回。**講實惠、**會算賬的農民當然不會讓幾千元、上萬元買來的機器“半年閑”甚至“一年閑”。效益好、致富快成為農民購買農機的直接動力。現在看來，這是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特殊階段必然會出現的特殊現象。實際上，拖拉機能不能(上道路)搞運輸在前述農業機械部的報告中已經有所反映，這個報告指出，“要充分發揮拖拉機在農業運輸中的作用。”“不準拖拉機搞運輸是不對的”。只是當時的拖拉機是歸國家或者集體所有的，農村改革后，變為農民個人自主購買和經營拖拉機。農機部門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認為，農民購買拖拉機主要用于農村運輸，并沒有使農業機械化的初衷從根本上改變，而恰恰適應了農村發展的實際需要，符合我國的國情。**為重要的一點是，農民利用自有農機搞運輸，提高了農機經營的收益，改變了長期以來農機只用于田間作業效益低下的局面，增強了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活力。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對農民的拖拉機搞運輸應當予以支持。后來的實踐證明，農民利用拖拉機搞運輸形成高潮后的更大高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1995年，農機部門還沒有把農用運輸車列入統計項目，而到1998年底，我國農村的農用運輸車就達到了1000萬輛。農用運輸車爆發式增長，直接把大部分拖拉機擠下了道路。當然，即使在今天，一些邊遠地區乃至鄉村道路上，仍然有零星的拖拉機運輸。無論如何，當時正是由于農機部門審時度勢，順應了歷史前進的潮流，做出了鼓勵農民利用農機搞多種經營的決斷，才使農業機械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動力。

　　第四，跳出慣性思維邏輯，順勢變革農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整體上看，農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與改革初期以允許農民擁有和自主經營農業機械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所不同的是，后者勢頭猛、速度快，前者則綿延不斷，貫徹始終。允許農民自主選擇、自主經營農業機械后，農業機械化發展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對農機管理體制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從一定意義上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流行的“包產到戶，農機無路”的議論，主要指向可能不是農民，而是農機部門。放棄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農機部門沒有了引領的旗幟，工作將如何開展？農業機械不再實行計劃分配，由農民自主購買，農機部門還有什么作用？過去，農機部門管理的對象是國有和集體的農業機械，民營為主以后，農機部門怎樣去面對千家萬戶，如何進行管理？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問題涉及到農機部門工作的指導思想、運行機制、管理體制、工作方式等等，絕不是一下子、一陣子就能解決的。我回想1982年至1995年在農業部農業機械化管理司工作的十三年中，所起草的領導講話、會議文件、參考資料等等，都會涉及到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農業機械化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我們不厭其煩地研究和宣傳這些內容，是想讓領導層、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認可改革后的農機部門是非常重要的。每當面臨機構改革的時候，農機部門往往心里沒底，怕被改革掉。這些都是與改革初期農機巨變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農機部門在管理體制改革上下的功夫也就格外明顯。總起來看，這方面的改革大致歸納為四個方面：(一)回歸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改變主要靠行政命令推動、一刀切、盲目追求農業機械化發展速度的傾向，在指導思想上明確發展農業機械化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因地制宜、重點突破、循序漸進、穩步發展。多年來，農機部門不再制定限期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前不久，從實際情況出發，適時提出“兩全”指導方針，即全面推進全程農業機械化，也是符合實際的；(二)在與工作對象的關系上，從以管為主向以推進服務為主轉變，提出建立健全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概念，明確這個服務體系自主開展多種經營，服務農業、方便農民。目前，我國農機化作業服務組織達到18.7萬個，從業人員208萬人。其中農機合作社6.3萬個，從業人員145萬人；(三)在工作內容上，強調以法制推進、政策扶持、技術創新為骨干。2004年，《中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頒布實施；同年，農機購置補貼政策開始實施。標志著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也是農機部門長期努力、不懈奮斗、堅持改革的重大成果。十幾年來，國家投入購置農機補貼資金上千億元，帶動了農民幾千億元的投入，極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的裝備水平。近年來，技術創新在兩條戰線同時展開，即農機內部技術提升、農機外部強調農機與農藝緊密結合。通過技術創新，使農機化更好地融入了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業現代化水平；(四)突出安全生產社會化功能，為農業機械安全作業提供保障。改革以來，農機部門始終把安全生產作為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能，確定安全生產目標，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如安全月、平安農機)，通過完善農機安全監理、農業機械鑒定、農業機械質量安全監督、農機化技術推廣等體系，為安全生產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總而言之，四十年改革歷程，四十年波瀾壯闊，是思想解放推動了改革，特別是在改革的重要關口，農機部門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牢牢把握基本國情，滿足農業農村農民所想所需所盼，順應時代的潮流，才使得農業機械化一步步走向輝煌。

　　需要補充的是：改革似乎有這樣的特性，只有起點，沒有終點，也就是說，永遠在路上。筆者在農業農村部農業機械化管理司一位負責人發表的關于深化農機化改革的文章中了解到，當前農機化領域深化改革的基調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聚焦科技創新，增加農機技術裝備有效供給；聚焦組織方式創新，大力提升農機作業服務供給效能；聚焦管理改革創新，著力提高農機化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一篇讀罷頭飛雪。筆者完全贊同文章的分析和基本觀點。但腦子里忽然有了一個感覺，就是我們以為農機化改革已經四十年了，應該走了很遠，但細想起來，似乎剛剛出發。四十年前農業機械化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完全破題。只舉一個例子：農業機械化的效率問題。在我國，全面全程實現農業機械化(姑且這么稱呼，不是官方語言)究竟需要多大的投入？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目標落空當年，我國機耕水平63%、機播24.7%、機收15%，粗略折合的主要農作物生產綜合農機化水平約為30%，目前達到了70%，增長近兩倍。而在同期，農機總動力保有量由1.47億千瓦增加到12億千瓦以上，增長了7倍多。可見農機作業邊際效率衰減到何種程度！真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目前，我國單位耕地面積農機動力投入約為0.5千瓦/畝，美國是0.07千瓦/畝，相差非常懸殊。我們的近鄰日本則為0.33千瓦/畝，但機械化水平遠遠高于我國。以現在為基點，如果我們把機械化水平提高到80%以上，而且涵蓋農業生產的各個領域、貫徹到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我國到底還需要多大的投入？

　　聚焦三大創新，推進農業機械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提高農機化效益，提高農機利用率。對全國而言，農業機械的數量不是越多越好，甚至可以說，農業機械化水平也不是越高越好。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任重道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