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要收割自家的玉米，必須辦理玉米秸稈“砍伐證”和“準運證”，否則不僅會遭到罰款，甚至要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一畝地的辦證費高達500元。這是河南漯河市裴城鎮不久前出臺的規定。別以為這個規定只是說出來嚇唬人的，一個老漢因砍了幾把玉米稈喂牲口，馬上被鎮政府聘請的人員抬上了車，處以拘留，還被罰款300元。裴城鎮的做法讓當地不少村民“流下了委屈的眼淚”。

　　2007年，河北成安、肥鄉等地也先后出臺了類似的政策，要求農民在收割玉米前必須辦理“秸稈放倒證”，否則要按照規定“論處”。這些地方之所以給農民收割玉米設限，其初衷倒也不錯，即禁止農民焚燒玉米秸稈和推動秸稈還田，以起到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的作用。但良好的初衷并不能保證手段之正確。玉米“砍伐證”之類的怪胎在多個地區的相繼出現，恰恰暴露出基層政府在實際工作中遭遇了瓶頸。

　　勒令農民為收割玉米“辦證”，其實質是非法設立行政許可，是公權對私權的侵犯。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甚至只是表象。裴城鎮的干部未嘗不知道亂收費是違法的，也未必不了解從農民的手里索要辦證費有多么困難。他們之所以敢于“鋌而走險”，實際上是有著深層次原因的。

　　農業稅取消之后，政府對農民的征收事實上已經不存在，而國家對農民的補貼，又采取了直接到戶的措施，所以，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已經變得相當簡單。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鄉鎮一級政府對農民基本不具備任何“約束”能力。當上級政府下達了禁止焚燒秸稈一類的任務后，基層政府馬上就面臨行政資源嚴重匱乏的難局。讓干部挨家挨戶去說服農民，工作量很大且效果難以保障，動用執法力量去杜絕焚燒秸稈的現象吧，似乎又有大炮打蚊子的嫌疑。換了誰去當鄉鎮干部，恐怕都會在任務急迫和手段不足這一對矛盾中間陷入焦頭爛額的境地。

　　行政資源匱乏的現象，并不僅僅體現在秸稈禁燒這個小問題上。當下農村許多重要工作的推進，也都受到了同樣的困擾，比如義務教育、新農村建設和計劃生育。新農村建設需要農民的理解和配合，計劃生育也需要農民的守法與支持。但農民思想認識的提高與國家政策不可能總是同步與契合的，之間難免會出現種種齟齬，在這個時候，基層干部僅僅依靠“說服教育”去做工作，幾乎算得上“手無寸鐵”。

　　于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或為了解決現實中的矛盾困難，一些地方就以紅頭文件祭出各種“歪招”。“歪招”不合法但有震懾力，違背政治潮流卻具備現實效用。在不受關注和不被監督的情況下，“歪招”慢慢就會變成土政策。但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會導致基層矛盾的惡化，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

　　此外，玉米“砍伐證”這類東西的“悍然”出臺，也反映出農民權利的匱乏。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解體導致了一種“權威真空”，它一方面意味著管制的解除，另一方面又意味著農民失去了代言人。當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發生時，農民往往找不到權利伸張的途徑。這種失衡的結構不僅讓侵害行為有可能趨于囂張，也讓農民的維權行動時而陷于極端。裴城鎮的玉米“砍伐證”被媒體曝光之后，當地政府立即著手糾正自己的做法。很難想象的是，如果媒體沒有覺察到“砍伐證”的存在，當地農民又究竟該如何收獲自己的玉米？

約束公權的施用范圍，對遏制玉米“砍伐證”的出現當然是有作用的。但根本的解決之道，恐怕還在于行政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農民權利的回歸。

蔡方華 (08/09/19 )

發表于 @ 2008年09月20日 22:22:00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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